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此诗前二句先写越窑开窑的时间在秋天，再以夸张的手法极言秘色瓷的颜色青翠，像是夺走了千山的苍翠似的；后二句写若在秘色瓷中盛上半夜的露水，就可以陪着嵇康将杯中的残酒喝完。全诗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抓住了秘色瓷颜色青绿以及光泽盈润的特征来描绘，并突出其风神。
前两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陆龟蒙远看越窑开窑时的壮观景象而发的感概。其中的一“夺”字可谓神来之笔。在陆龟蒙的心里这秘色瓷的釉色已无法用一般言语去描述，只能用巧妙夺取大自然的“千峰翠色”来雕饰。但在实际的烧窑过程中窑内的烧制温度和火焰气氛很难控制。烧成黄釉、青釉乃至生烧、过烧的都有。所以“夺得千峰翠色来”不但体现了诗人文辞意境的险绝，而且还包含着“千峰翠色”的来之不易。
后两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越窑开窑后陆龟蒙近看堆积如山的越窑器（可能碗类较多）时的记实描述和感怀：堆积的碗类越窑，如果放好方向，即口朝上，到夜半时就能盛载露水；如果碗类越窑器口朝下堆放就不是“好向”，因为没法盛载露水。从后二句中读者不仅能够读到陆龟蒙对嵇康的崇敬，并将嵇康当作知音，还能推断出秘色瓷釉面盈润这一隐藏信息。
诗中提及嵇中散，是因为嵇中散是一位嗜酒爱琴，才气横溢并铁骨铮铮的令后人敬仰的一代罕见名士。陆龟蒙明吟越窑之物，暗示敬慕嵇中散之志向。这也说明陆龟蒙的这首诗并非着眼于秘色越窑，而是借物抒情，暗表心机。明白了诗人的本意后，再回味“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能体会出这里不仅是吟咏“秘色越器”，而且和于谦《石灰吟》以“秘色”语言明志有异曲同工之效。诗人的感怀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不禁使人想到嵇中散那样的人杰与鬼雄。此时此刻的陆龟蒙，已被嵇中散孤傲不群、蔑视权贵的性格，直言不讳的气度，超凡绝世的理想所深深吸引，已完全和嵇中散在精神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加之嵇中散有很高的才气和节气，于是陆龟蒙才把他作为心灵上的寄托和尊崇甚至效法的楷模。这才有了用秘色瓷在“中宵”的阴阳相交之时“盛取沆瀣”之液共邀和自己有着同样处境、心境的另一时空的知己——嵇中散共饮沆瀣，以销万古之愁，于是便有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传世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