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饱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饱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饱，以求长生。”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饱，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饱”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诗中写到春“眠”、“莺啼”、“花落”、“宿雨”，与孟浩然的五绝《春晓》相似。两首诗写的生活内容有那么多相类之处，而意境却很不相同。彼此相较，最易见出王维此诗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绘形绘色，诗中有画。这并不等于说孟诗就无画，只不过孟诗重在写意，虽然也提到花鸟风雨，但并不细致描绘，它的境是让读者从诗意间接悟到的。王维此诗可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大的构图，而且有具体鲜明的设色和细节描画。写桃花、柳丝、莺啼，捕捉住春天富于特征的景物，这里，桃、柳、莺都是确指，比孟诗一般地提到花、鸟更具体，更容易唤起直观印象。通过“宿雨”、“朝烟”来写“夜来风雨”，也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在勾勒景物基础上，进而有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读者眼前会展现一派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还有进一层渲染：深红浅红的花瓣上略带隔夜的雨滴，色泽更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弥散着冉冉花香；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袅娜迷人。经过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图画；相比之下，孟诗则似不着色的写意画。一个妙在有色，一个妙在无色。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先见人，后入境。王诗正好相反，在入境后才见到人。因为有“宿雨”，所以有“花落”。花落就该打扫，然而“家童未扫”。未扫非不扫，乃是因为清晨人尚未起的缘故。无人过问满地落花的情景，别有一番清幽的意趣。这正是王维所偏爱的境界。“未扫”二字有意无意得之，毫不着力，浑然无迹。末了写到“莺啼”，莺啼却不惊梦，山客犹自酣睡，这正是一幅“春眠不觉晓”的入神图画。但与孟诗又有微妙的差异，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其实人已醒了，所以有“处处闻啼鸟”的愉快和“花落知多少”的悬念，其意境可用“春意闹”的“闹”字概括。此诗最后才写到春眠，人睡得酣恬安稳，于身外之境一无所知。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只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王维之“乐”也就在这里。崇尚静寂的思想固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王维诗难能可贵在它的静境与寂灭到底有不同。他能通过动静相成，写出静中的生趣，给人的感觉仍是清新明朗的美。唐诗有意境浑成的特点，但具体表现时仍有两类，一种偏于意，如孟诗《春晓》就是；另一种偏于境，如此诗就是。而由境生情，诗中有画。是此诗最显著优点。
第二个特点是对仗工致，音韵铿锵。孟诗《春晓》是古体五言绝句，在格律和音律上都很自由。由于孟诗散行，意脉一贯，有行云流水之妙。此诗则另有一工，因属近体六言绝句，格律极精严。从骈偶上看，不但“桃红”与“柳绿”、“宿雨”与“朝烟”等实词对仗工稳，连虚字的对仗也很经心。如“复”与“更”相对，在句中都有递进诗意的作用；“未”与“犹”对，在句中都有转折诗意的作用。“含”与“带”两个动词在词义上都有主动色彩，使客观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十分生动。且对仗精工，看去一句一景，彼此却又呼应联络，浑成一体。“桃红”、“柳绿”，“宿雨”、“朝烟”，彼此相关，而“花落”句承“桃”而来，“莺啼”句承“柳”而来，“家童未扫”与“山客犹眠”也都是呼应着的。这里表现出的是人工剪裁经营的艺术匠心，画家构图之完美。对仗之工加上音律之美，使诗句念来铿锵上口。中国古代诗歌以五、七言为主体，六言绝句在历代并不发达，佳作尤少，王维的几首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
《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