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题作“佳人”，叙写的对象是一美貌女子。
《玉女摇仙佩·佳人》这首词开篇即凌空飞来一句“飞琼伴侣，偶别珠官，未返神仙行缀”，凝神细思，原来是以“飞琼伴侣”喻指这位女子。仙女许飞琼曾为西王母“鼓震灵之簧”（《汉武内传》），作为她的女伴，这个女子自然也非同凡响了。更何况她是“偶别”仙宫，来到人间，再没有回到仙界去。如果说第一韵写了这位女子的超凡，下面的一韵则写了她的脱俗：随随便便地装束，寻寻常常地言语，便清丽过人，美艳超群。其超脱凡俗处，真不可以常人之心思之也。
人们常喜欢用名花喻美女，“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温庭筠《浣溪沙》其三），“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韦庄《女冠子》其二），“腰如纫柳脸如莲“（顾夐《荷叶杯》其七）……但柳永这首词“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几句，真是大畏唐突，尤见温存，又可悟翻旧为新之法。在词人的眼中，“奇葩艳卉”也不过是或红得浓重、或白得浅淡而已，哪里赶得上她如此多情，占尽了人间所有的美艳娶质。词句明白如话却凭空出奇，突破了自古以名花喻美人的俗意。
从叙写的情事看，这首词的女主人公很可能是一位风尘女子，但词人将她写得那样脱俗，那样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正体现了柳永创作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那就是把妓女当作人，把妓女当作倾诉衷情的对象。这种思想，在词的下阕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
从内容方面说，下阕主要写“我”与“佳人”的恩爱深情。就写法而言，下阕多有小的开合，又时而宕开一层，写情一步深似一步。
过片由“须信”领起，写良宵美景，不忍“把光阴轻弃”，一韵中三句间形成小的开合。接下来又宕开一层，写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有盛年相依相伴，故以“且恁相偎依”一句收住了这一层意思。既而笔致又深一层，点出了佳人所看重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我”的“多才多艺”。最后又有枕下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一个“断不”，语气决绝，以之收煞全词，产生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效果。
柳永在这首词中提出了一种进步的爱情观，即“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有进步色彩的社会意识，这种爱情模式冲破了封建的门第观念，冲破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制度，对后世阐生了很大的影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官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所表现出的“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思想，就是对这种爱情观的进一步阐发。而柳永的首倡之功，则是不可磨灭的。至于词中“愿奶奶……”这样的俚俗之语，历代评者多毁疵之，但就全词来看，此乃小瑕，不足以掩大瑜也。
清人沈谦认为将美女比作鲜花，已是陈腐老套，俗而又俗了。比喻的生命在新在活，在于出人寻常意想之外。“翻旧为新”，其实突出的还是一个“活”字。太白“云”、“花”并举，且反过来说，活了。屯田则推倒了说：若是以花来比此女，会惹人嗤笑，其实花也无法与她相比，她占尽人间之美，在她面前，“深红浅白”的花免不了也相形见绌了。词的上片只是写美人之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她从仙女的舞队中走了出来，仿佛是来领略人世间的好天良夜，“皓月清风”。下阕则突出“我”的多才多艺，佳人合该配才子，写得深情款款，温存不尽。词以鸳梦好合作结，但梦只是梦，故于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中，亦含无尽的怅惘。后世词论家针对“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数句，以为其“轻薄”，甚至是“秽亵”。其实这里虽写得略嫌刻露，然下阕以“须信”领起，完全是想象之词，况且柳词往往是由歌女们被之以管弦，故不刻意避俗。倘金圣叹评此词，想来非但不会指责，甚或以为是自然而然，文势之趋也。更甚或以为病诟者冬烘，头巾气太重亦未可知。全篇体现出柳词善于铺叙，流利婉转的词风，纡徐取势，迷离缥缈，令人含味不尽。最是“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数句，写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举重若轻，笔墨简约，词家匠意文心，正须从此等细微处观之。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