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首诗的首联点明奉诏犒师的时间，颔联祝赞谢少安出使能圆满完成任务，立功受奖，颈联言取道陕西，回到四川，尾联言回乡会葬其兄的悲恸之情。此诗叙事抒情，浑然一体，起承转合，有神无迹。
首联明写朝廷诏书急如星火，暗写谢少安担负使命的重要。谢少安的活动在诗题中已经标示出来，故诗中不赘述。“二月关河冻欲销”，具体交待了此行犒师的时间，正是乍暖还寒、寒气砭人肌骨的时节，可见谢少安不辞辛苦，不怠皇帝使命，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此句虽是叙写谢少安，却也流露出了诗人对友人的钦佩和颂扬之情。
颔联借用班超和霍去病为国尽忠，巩固边疆建功立业的典故，赞许谢少安犒赏军队是为国建功的光荣举动。诗人选用班超和霍去病事，反映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和对谢少安的期望，希望谢少安能为国家建立如同汉代名将班超和霍去病那样的巨大功勋。
颈联“秦云晓渡三川水，蜀道春通万里桥。”转写谢少安赶往家乡奔丧的情形。诗人设想友人谢少安追随浮云、渡过三川、登上蜀道、越过栈桥、经行万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的情景。仅用了两句十四个字，却道出了返回故乡行程之遥远，又表现出了谢少安急迫的心情和眷顾兄长的感情。
尾联不言谢少安如何回到家乡、如何安葬兄长、如何悲痛欲绝。而是描写了谢少安家乡特有的事物和景物：“一对郫简肠欲断”，面对着一对截竹为筒盛酒的家乡酒，因其兄的亡故，悲痛万分，肝肠欲断。往事历历在目，而今物是人亡，其悲难诉，虽没写谢少安的痛哭失声，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肠欲断”岂不要比哭泣更让人心如刀绞。“鹤鸽原上草萧萧”钨鸽是一种水鸟，又叫脊令。《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言水鸟脊令遇难落在原野上，以兴起下句兄弟有难急于相救，后以此比喻兄弟有难急于救助。此句化用《诗经》之意喻兄弟之故的悲哀。“草萧萧”烘托出了一片悲凉的气氛。两句中的物与景都是实写，可又都是诗人的想象，表现诗人对友人的关心、同情和牵挂。
古人好春怨秋愁，这是典型的宫怨（闺怨）诗。一般的宫怨（闺怨）诗多以凄清秋景作背景，借以烘托失宠宫嫔之寂寞凄凉心境。此首却以春晓鲜妍明丽的景物作背景，借以反衬宫嫔失宠的命运与惋惜红颜易老的心理，别具匠心。
开头两句写春景。“家临长信”“乳燕双双”有所暗示。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汉成帝刘骜微服巡行，经过阳阿公主家，见歌女赵飞燕艳丽非常，便召她入宫，极为宠幸。不久，成帝又将其妹赵合德召入宫中，封赵氏姊妹为婕妤，从此赵氏姐妹贵倾后宫。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赵飞燕又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有邪媒之道。许皇后被赵氏姐妹诬陷后，班婕妤见情势危急，便请求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这里借用“长信宫”来暗喻班婕妤失宠后自避长信宫的典故，使诗歌表达闺怨之旨突显出来，内中隐含着失意的忧伤。接着两句写用品、陈设的富贵华美，隐隐透漏出一种慵懒无奈之感。家宅临近皇居，出入乘油壁香车，金犊牵挽，室内陈流苏宝帐，有春鸡报晓。不言富贵，而诗中人之豪奢自现。
后面四句写暮春景色，“暖犹睡”“闲不扫”表现出来的是春困的慵懒，“衰桃一树”“红颜镜中老”表现出来的是容颜憔悴，青春逝去的哀怨。结尾暗以衰桃临池比喻美人临镜，叹息红颜易衰，表现出一种无限悲凉之感。
此诗以春鸡、乳燕、落花、衰桃、娇鸟等意象渲染出了一片暮春景色。全篇几乎没有动作，也没有出现人物，纯为一个静谧柔媚的画面描绘。作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不作过多的主观抒情，就像是一幅图画，是一种静的客观的美。全诗语言华丽，意象密集，风格秾丽绮艳。其声调的确有接近词体之处，因此有些版本就当作词处理，调名为木兰花（或玉楼春）。
与第一首诗相比，第二首诗写得更精炼一些，全诗仅十二句，集中表达了陶渊明厌倦仕途、依恋田园的思想感情。第二首诗是真实动人的述怀诗。诗人对做官不感兴趣，下决心要辞别官场。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做官有行役之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苦。所以陶渊明得出结论说：“自古叹行役”。然而，行役者究竟有些什么可叹的苦，陶渊明以往并无切身体验。可当他为桓玄当差，奔波于建康和江陵之间，不远千理，其间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备尝之矣”，所以他感慨道：“我今始知之”。这里，言未尽意，诗人的心里是在说：行役当差的苦头我尝够了，谁还想迷恋仕途。
陶渊明厌倦仕途的另一个原因是，仕途多风险，吉凶难料。在诗人看来，做官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倒不如及早告别官场。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诗人并未直说，而是借景言情，引用典故达意。行役途中，面对山川荒野，诗人的心境是孤独而悲凉的，发出了“山川一何旷”的感叹。这不是对山川秀色的赞美，而是对山川旷野的畏惧。由于心情的关系，大自然在诗人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诗人借山川之险来陪衬仕途之险，意在说明仕途可畏，潜藏着祸福风云。何时为福，何时为祸，谁也不知，“巽坎难与期”。用“巽坎”来比喻仕途中的吉凶顺逆，是十分恰当的。“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这是全诗的秀句，写出了诗人在行役途中对山川风物的真实感受。诗人的用词准确，而又很会夸张。他不说“巨浪”，而说“崩浪”。一个“崩”字，不仅有形象，而且有声音，绘声绘色。“川”字准确地形容出巨浪咆哮时的杂乱之声。“崩”字形容声大，“川”字形容声杂。诗人借自然景象来描绘官场内部的激烈斗争，像崩浪震天那样可怕。
宦游之人长年在外，离乡背井，这在感情上是一种痛苦。陶渊明也经历着这种痛苦，行役途中他格外思亲。“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是陶渊明的心声，抒发了思亲的感情，悔恨自己不应该误入仕途，更不应该在仕途淹留。有了这悔恨之后，诗人便下定了决心，要罢官归田。这里，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他赞美园林，鄙弃官场。诗的结尾“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表面似乎是消极情绪的表露。其实，诗人并未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是在思想痛苦的时候才这样写的，是一种愤慨之言。诗人正当壮年，大志未展，繁杂的公务消磨着他的年华，而且受着官场的牵制约束，俯仰由人，他想摆脱官场的牵制，回到园林，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自由。诗人盼望有“纵心”的时刻，这不是要放纵自己，而是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贪富贵，纵心归田，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陶渊明真实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