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端午节遇到风雨，天气昏暗，使得汨罗江上没有人祭奠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屈原忠心为国却屡遭贬谪，怀才不遇，千年后的风雨还耽误了人们对屈原的祭奠和怀念，整个汨罗江上没有一处可以凭吊屈原英魂的地方，诗人心中不由得伤感起来，然而开放的榴花似乎在嘲笑诗人自寻烦恼，于是诗人只好自嘲的引用陶渊明的事迹，纵然陶渊明这样的纵情山水的隐士，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也丝毫未减。全诗在平淡的天气描写和议论中抒发情感。
此诗起句写景，先写端午节的天气，晦冥而有风雨，借景抒情，运用风雨之景为下文抒情做铺垫，第二句兴“英灵何在”之叹，诗人想起了屈原的怀才不遇，运用屈原之典故，进而感伤身世，为屈原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而感到愤懑，“汨罗无处吊英灵”一句中的“无处”既对应了上文的风雨晦暝，也抒发了屈原英灵无人凭吊的伤感。
后两句将“榴花”拟人化，一个“笑”字赋予榴花以人的情感，使得全诗生动而蕴含趣味，诗人在与榴花的交流中，借榴花之“笑”流露自己虽有才华但是不得志的情感。巧用了陶渊明的典故，运用对比的方法，表在自嘲，实指超脱自我。一个”醒“字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回味无穷。
整首诗委婉多姿，工致含蓄，表现了诗人贝琼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哀伤，也同时抒发虽不被赏识但仍旧洒脱的豁达精神，表达诗人对隐士人格和精神的向往。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小令用尖刻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常遭横祸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是一种调侃的手法，更进一步讽刺了社会黑暗。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本篇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以冷语峻笔作嬉笑怒骂，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乔吉有首《山坡羊》就明显模仿了本篇：“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