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这首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全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也可以说是三层，但是这三层并不是平列的，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而且每一层当中又都有曲折。这是因为诗中人物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嫜”，主要是写新娘子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是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所以语气显得有些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表现在开头两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来引起的。这很符合她的特定身份和她这时的心理状态。兔丝，即“菟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身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所以，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它的蔓儿也就不能延长。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得依靠丈夫才能生活，可是现在她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这位新娘子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结发为君妻”以下的八句，正是申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结发”二字，说明这个新娘子对丈夫的好歹看得很重，因为这关系到她今后一生的命运。然而，这洞房花烛之夜，却就是生离死别之时，头一天晚上刚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走，连床席都没有睡暖，这根本不像是结发夫妻过的生活。“无乃太匆忙”的“无乃”，是反问对方的口气，意即“岂不是”。如果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匆忙相别，也还罢了，因为将来还可以团圆，偏偏丈夫又是到河阳去作战，将来的事且不说，眼面前，媳妇的身份都没有明确，妻子也就无法去拜见公婆、侍候公婆。古代婚礼，新嫁娘过门三天以后，要先告家庙、上祖坟，然后拜见公婆，正名定分，才算成婚。“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两句，点明了造成新婚别的根由是战争；同时说明了当时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守边”战争。从诗的结构上看，这两句为下文“君今往死地”和“努力事戎行”张本。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广大地区沦陷，边防不得不往内地一再迁移，而此时，边境是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守边居然守到唐王朝自己家门口来了，这不能不让诗人感到十分可叹。所以，这两句也是对统治阶级昏庸误国的讥讽，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婉而多讽”的写法。
第二段，从“父母养我时”到“形势反苍黄”。新娘子把话题由自身进一步落到丈夫身上了。她关心丈夫的死活，并且表示了对丈夫的忠贞，要和他一同去作战。“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当年父母对她非常疼爱，把她当作宝贝似的。然而女大当嫁，父母也不能藏她一辈子，还是不能不把她嫁人，而且嫁谁就得跟谁。“鸡狗亦得将”，“将”字当“跟随”讲，就是俗话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新婚之时，“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丈夫要到那九死一生的战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就不能再依靠谁了。想到这些，这让她沉痛得柔肠寸断。紧接着，新娘子表示：“我本来决心要随你前去，死也死在一起，省得牵肠挂肚。但又怕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要把事情弄得糟糕，更复杂。军队里是不允许有年轻妇女的，你带着妻子去从军，也有许多不方便，我又是一个刚出门的闺女，没见过世面，更不用说是打仗了。真是叫人左右为难。”这段话，刻画了新娘子那种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非常曲折、深刻。
诗的第三段，是从“勿为新婚念”到“与君永相望”。在这里，女主人公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以后，终于从个人的不幸中、从对丈夫的关切中，跳了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把眼光放得更远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她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而为积极的鼓励，话也说得痛快，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吞吞吐吐的了，她决定不随同丈夫前去，并且，为了使丈夫一心一意英勇杀敌，她表示了自己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爱情，是通过一些看来好像不重要，其实却大有作用的细节，或者说具体行动表达出来的。这就是“自嗟贫家女”这四句所描写的。新娘说，费了许久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备办得一套美丽的衣裳，现在不再穿了。并且，当着丈夫的面，她这就把脸上的脂粉洗掉。丈夫走了以后，我更没心情梳妆打扮了。这固然是她对丈夫坚贞专一的爱情的表白，但是更可贵的，是她的目的在于鼓励丈夫，好叫他放心地、并且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去杀敌。她对丈夫的鼓励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把幸福的理想寄托在丈夫的努力杀敌、凯旋归来上面，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她是识大体，明大义的。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其中有哀怨，有伤感，但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显著，主要意思还是在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出“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但立即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
《新婚别》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在新娘子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没有给读者勉强和抽象之感，而显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并且能让读者深受感染。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新婚别》的一大艺术特点。诗人化身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说话，非常生动、逼真。诗里采用了不少俗语，这也有助于语言的个性化，因为他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个“贫家女”。
此外，在押韵上，《新婚别》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换了好几个韵脚，《新婚别》却是一韵到底，《垂老别》和《无家别》也是这样。这大概和诗歌用人物独白的方式有关，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此调即双调的《忆江南》。词中写的是别情，调名“江南柳”兼关题意。通首作女子口吻。
此为送别词。词中未具体刻画送别情事，而是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别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别情抒写得极为深挚。全词语言素朴明快，情调清新健康，风格别具特色。
起首一句从别路写起。隋炀帝开通济渠，河渠旁筑御道，栽种柳树，是为“隋堤”。“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两句是说：这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成日里不知有多少车马大路上来往，扬起“路尘”；不知有多少船只扬帆东下，随波逐流；也不知有多少人长堤上折柳送别，以寄深情。“隋堤”是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波急”与“路尘轻”分写水陆行程，暗示离别，寄有别情。一个“远”字，既刻画出别者长路漫漫的旅愁，又刻画送者依依目送的情态。这二句着重从眼前、从水陆两路，横向地展开送别图景；第三句则着重从古往今来，纵向地展示送别情事。一个“多”字，几乎将古今天下此中人事全都囊括。正因为别情是如此普遍，也就容易唤起“见人分袂亦愁生”的感受了。末句以“何况”二字造成递进，突出个人眼前的离别情事。以上，词人没有具体写到个人送别情事，只客观叙写普遍的离情，只是“亦愁生”中才微露主观情感。
过片转写别后，别时种种情事都被省略了，这里只是着重写送者城楼望月的情景。“斜照后”三字非虚设，它表明送者城楼伫立的时辰之久，从日落到月出。“重望”又表明先已望过，上片“隋堤远”数句是日落前望中之景，至重望时应当是不甚分明了。于是送者抬头望新月，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向往：“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此外与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类，但“亭亭”二字却把月的意象女性化了，而送者的身份亦不言自明，“千里伴行”的说法更是真挚深婉。
总的说来，通首词没有刻画送别情事，更没有刻意作苦语，但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的别情，有烘云托月之妙，将一己别情写得非常充分。全词也没有点明双方身份、关系，被称作“君”的甚至未直接露面，但通过新月亭亭的意象和伴行的着想，给读者以明确的暗示。词的语言明快素朴，情调清新健康，在送别之作中颇有特色。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这首咏蝶诗体物入微，描摹传神，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诗的前六句，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素蝶的动人形象。这些诗句犹如电影中的镜头，伴随着由绿蕙、青薇、阳光、春风、红花、碧树组成的背景的不断转换，展示出了素蝶轻盈飘然、千姿百态的身影。不仅如此，诗人在表现素蝶时，还融人了感情色彩，既写它飞花舞叶的喜悦，也写它映日顺风的欢快，更写它受鸟雀追逐的悲哀，从而赋予了素蝶栩栩如生的神情。这些传神的描摹，固然得之于表现手法的精巧，但若诗人不作细致的观察，不作设身处境的体验，恐怕不可能如此形神俱妙地将素蝶的风姿表现出来。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幅蝴蝶写生而已，然而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素蝶作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在动态描写中进步一写出了蝶蝴的“命运”。不要看它是一只蝴蝶，它同样有悲欢，有升沉，有追求。它要随蜂避雀，要映日因风，有“争起”的奋斗，也有“共归”的退隐，在花中叶际穿来飞去，归宿到底何在呢。“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二句，进一层展示了它的情感，诗句以素蝶自诉的口吻诉说希望百花不要凋零。这一感情的表白，透露出了素蝶内心对未来的不安以及对生命的追求，全诗由此而更显蕴藉深厚。同时，在这两句中诗人假托蝴蝶的口吻，对蝴蝶的前途给出了答案：它所向往的是一株花繁叶茂、生机无限的“嘉树”以求庇护依托。因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诗人钟情于“素蝶”而不是“彩蝶”。显然，“素蝶”是一种象征。“素”既表示品格高洁，又暗示命运坎坷。它不能象彩蝶那样风云际会，洋洋得意，而必须寻求一个有力的保护者才有前途。刘孝绰的一生并不平坦。“前后五免”，多次遭受打击。这首《咏素蝶诗》或许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白。
沈祥龙曾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联系诗人刘孝绰的生平，当可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据《南史·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自小聪颖异常，颇得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推重。然其为人好仗气负才，有不合意，便极言诋訾，由是与世乖仵，一生宦途屡起屡蹶，最后以“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于此诗中，诗人一方面借洁白的蝴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一方面借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受到多次沉浮之后，依然对仕宦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诗人索物寄意，已将物象与意念融合为一体，故既得题中之精蕴，又有题外之远致，读者或作咏蝶欣赏，或作寄慨体味，均可感其妙，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