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所写的,可能并非词人已常家居的情景,似乎是在他乡做官多年,终于久游归来,或者少年时曾在某地生活过,而此时又亲至其地,重寻旧迹。
“小阑”两句,画出那小阑干围着的花圃,红芍药长得枝叶繁茂,花儿已经含苞,好似一支支玉簪,这亦即是晁补之笔下所描写的春末夏初的景象,“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自未曾归去。”(《金凤钩》)“雨余”句写风声,鸟鸣声,用杜荀鹤《春宫怨》诗意:“风暖鸟声碎,已高花影重。”正当雨后初晴,风软烟淡,空气温润和暖。“秦观词亦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鸣声随暖风送入耳际,似挽留、似惋惜,真是“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这里写出春将逝去而光阴犹足可流连。“迟迟已”两句,点明季节特征,是白昼渐长,已影阑珊,即所谓“春欲尽,已迟迟。”“一分阴”,言偶有浮云,瞬即消逝。“犹带”两字,使语气显得宛转,对春欲尽不无怅触而情调并不低沉。季节正当春深,又值雨后。柳暗花明,花栏里的红芍药抽出了尖尖的花苞(其状如簪)。这不光由于季节的原因,也由于雨水的滋润。“雨余”二字,虽然到第四句才点出,但这一因素,实际上贯串着整个景物描写。由于春雨之后,天气稳定,风和已丽,鸟雀唤晴,鸣声也格外欢快。一个“碎”字,见出鸟雀声纷繁,乃至多样。春已迟迟,由春入夏,白天越来越长。而湿润的春天,总爱播阴弄晴,“犹带一分阴”,正显出春天雨后景色的妩媚。总之,词人抓住春深和雨后的特点,写出眼前风物的令人流连忘返。
换头“往事莫沉吟”,起得很陡,从心理过程看,它是经过一番盘旋周折才吐出的。“莫沉吟”,正见作者面临旧游之地对往事有过一番沉吟,但又努力加以排遣,用“身闲时序好”劝自己登临游赏。“时序好”,并非宽慰自己的泛泛之词,从上片写景中,已显示了这一点。“旧游”三句,语意忽又一转,写登临以后触景伤神,心情转向惆怅。刘过《唐多令》结末有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是说美景当前,载酒泛舟江上,但已无法回复到昔已同舟游乐的心情,李攀龙云其“因黄鹤楼再游而追忆故人不在,遂举目有江上之感,词意何等凄怆。”与之相较,本词末尾虽亦写今昔之感,却不用直叙而用深一层写法,先说旧地风光,历历可寻,但仍怅然若有所失,所寻求的究竟是什么,“惟有”两字一转指出纵使风景不殊,但年少登临时那种豪情壮怀,却已随流光而消逝,无从寻觅。放眼四望,春光将尽,不禁百感交集,如今国事已非,虽欲有所作为而不可能。
词所表现的情绪是复杂的。年光流逝,故地重游之时,在一切都可以复寻、都依稀如往已的情况下,突出地感到失去了少年时那种心境,词人自不能免于沉吟乃至惆怅。但少年时代是人生最富有朝气、心境最为欢乐的时代,那种或是拏云般的少年之志,或是充满着幸福憧憬的少年式的幻想,在人一生中只须稍一回首,总要使自己受到某种激发鼓舞。人生老大,深情地回首往昔,想重寻那一颗少年心,这里又不能说不带有某种少年情绪的余波和回漩,乃至对于老大之后,失去少年心境的不甘,不满。“回来吧,少年心!”词人茫然若失之际,在潜意识里似乎有这种呼唤。可以说,词人的情绪应该是既有感恨,又不无追求,尽管他知道这种追求是不会有着落的。
词的上片写春深雨后的环境气氛,切合人到中年后复杂的心境意绪,它令人赏心悦目,也容易惹起人感恨。换头“往事莫沉吟”,对于上片写景来说,宕出很远。而次句“身闲时序好”,又转过来承接了上片关于景物时序的描写,把对于往事的沉吟排遣开了。
“旧游无处不堪寻”,见出登临寻访,客观环境并没有惹人不愉快之处,但语中却带出“旧游”二字,再次落到“往事”上。“无寻处,唯有少年心”,“无寻处”,三字重叠,以承为转,并且大大加强了转折的力量。过去的人生轨迹虽然还能找到,但少年时代那种天真烂漫的活泼之心已无法找到,找得到的东西反而增添,找不到东西的怅惘之情,使读者也不免感慨万分。词就这样一次次地铺展开来,又一次次地收转回来,使诗词既有气势,又把作者通过写词表达的忠情逐步深化了。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