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较难确定，清吴淇认为可能作于齐粱替革之际，但缺少确凿有力的证据。《礼记·月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鸿雁来。”春天到了，江南湖中的群雁飞举，振翅往北，准备还回故乡。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逥翔。”起手即点题。“白水”，极清澈之水。此二句点化刘桢《杂诗》“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而成。次句于“雁”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不过是雁之逆旅，雁只是逆旅之过客而已，为结句“还故乡”铺垫。“逥翔”，回旋盘翔；“逥翔”前下一“每”字，言每当春水满池，从北方来此过冬的群雁就要起飞盘舞，年年如此，无一年例外。一“每”字，加大了时间的跨度。
“唼流”以下六句，用极细腻的笔触勾勒湖中群雁的神态。“唼流”，雁入水觅食貌，宋玉《九辩》：“凫雁皆唼夫梁藻，风愈飘翔而高举。”“弱藻”，柔嫩的水草。“唼流牵弱藻”，湖雁觅食水流，以至牵动柔弱的藻类，真是刻画得至细至微。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云：“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季秋北雁南飞，为的是避朔风霜雪。冰雪消融，春日和暖，当他们振翮准备北飞之时，仿佛还感到毛羽上仍残留着旧年的余霜；也正是这余霜，触动了旅雁的乡思之情，因为这余霜毕竟是北方带来的呀！“余霜”一语，颇为曲妙！“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上句，群雁悠闲自在漂浮水面，随着轻浪晃动。下句，日照平湖，泛泛有光，单雁浮行追逐远光中的俦侣。“动”，群雁为轻浪所动，写出悠悠然之状；“逐”，单雁主动追逐，带有一种顽皮劲儿。这两句，不着一“湖”字，而“兼湖并出，神至之笔”（《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三）。“唼流”句湖水，“群浮”两句湖面，“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两句湖空，层次极分明，具有明显的立体感。谭元春说：“‘群浮’、‘单泛’、‘悬飞’、‘乱起’，尽湖雁多寡、上下、迟疾、斜整之状，可作一湖雁图”（《古诗归》卷十三）。结二句“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篇末点明作意。刷羽，以喙整理羽毛。“摇漾”，李善注：“飞貌”。群雁刷羽同飞，以期一举北返故乡。照应开头所言“旅雁”。
我国古代咏物诗源远流长，何焯说：“园葵（按：即汉乐府《长歌行》，首句为“青青园中葵”）、湖雁（即此诗），咏物之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就时间而言，早于沈约的文人咏物诗有的是，何推此诗为祖，当于成就而言。咏物诗或有寄托，或无寄托，或虽有寄托但幽隐难明。王褒《咏雁》云：“河长犹可涉，河阔故难飞。霜多声转急，风疏行屡稀。园池若可至，不复怯虞机。”抒写其流落北方、盼望南归之情甚明。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认为此诗有寄托，他说，梁武帝“及将受禅，休文盖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咏雁。首句满塘只是白水，雁尚未集其中，‘迥翔’谓齐梁之间诸人未知所择：有从梁而得禄者，如‘唼流’句；有不从而中伤者，如‘敛翮’句；有党附而随波逐流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无与者，如‘单泛’句”；结二句则有“自欲隐而兼招隐之意”。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丝毫道理，但总感难于圆通，或使人终有“隔一层”之憾。《古诗归》锺、谭着眼于该诗的体物方面，较有见地。这首诗的精妙处，在于诗人用轻灵之笔，写出湖中许许多多雁，湖面、湖空，参参差差，错错落落，唼、牵、敛、带、浮、动、泛、逐、悬、乱、起、刷、摇漾、举、还，各种各样的动作，诸多的神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写来似一点也不费力，不露雕琢之迹，刻画精细而不流于纤弱，“咏物之祖”，或可当之。
这首词的情绪触发点是词题所示之“歌”，“听歌有感”符合于一般的物感式审美方式。“感”的内涵是”情痴”，其具体对象是“相思”，全词是对“情痴”的性质、状态的表述。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有所谓“词心”之说，这首《减字浣溪沙》正是以“词心”所写的绝妙好词。它不同于南宋梦窗有“情痴”之称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本词偏重于对“情痴”这一具体情感型态的描述。
词人“听歌”而不限于歌，歌只是一种媒介而已，由歌引发出情绪，词篇便从情绪切入。词人是描述情绪，但没有对情绪作知性分析，而是从一个感性现象写起：“惜起残红泪满衣”。就意象而言，颇似白居易、苏东坡所写的秉烛看衰红，但情调上更为深沉凄切。词人惜落花残红，不仅流泪，而且泪沾“满衣”，一个“满”字，显示了凄楚之深。这个情感现象描述是“痴情”的感性表征，而“残红”凋零又包含着情人玉殒的隐喻意味，这便隐约透现出“情痴”的情感指向。“它生莫作有情痴”，这是匪夷所思的来生企求。“它生莫作”正反衬出今生已是。“情痴”已使今生难以摆脱，则反映出痴情之深，背面敷墨，效果益显。“人天无地著相思”，“相思”点示了痴情的具体内涵，使情具有了确定性。浩浩宇宙，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无法在某一个角落里安置这相思痴情。相思之情，其程度、性质、范围得到极致表述，把“痴”的涵义大大深化了。
下片首句在意脉和意韵上跟上片首句有一定联系。“花若再开非故树”，花可以再开，但重开之花，已不再会是过去之“树”了。这才是上片首句“惜起残红泪满衣”的内在原因，把痴情的表达发挥得别开生面。在词人看来，花的存在、出现，人的情感存在、出现只能是一次。一旦消逝便无法追踪、不复再来。这是词人对痴情的深刻理解、体认和体察，其“词心”至为独特。“云能暂驻亦哀丝”，那美丽的情人有如天边一片云，缥缥缈缈，悠然远逝，即便暂时驻足，也终究是要消失的，因而也只能增添哀伤。这便进一步表现了相思之情的首次性质和无法追回的特点。结句“不成消遣只成悲”点题。“听歌”本作“消遣”，但效果适反，变成“悲”了，“悲”是词题”感”的具体化。这一句大得老杜“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的神韵，是情感寻求替代性转换，反而更伤其心的独特表现。这是况周颐用其深微细腻的“词心”感应“痴情”的结果。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