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唐诗》所收鲍溶的三卷诗看，鲍溶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取道襄阳或许不止一次。这是一首写襄阳的怀古咏史诗。
这首诗写了襄阳太守杜预沉碑的故事。杜预，西晋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杜预本人极有才略，但是好名。他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长期驻襄阳。
此诗前两句：“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沉碑，指杜预刻二碑记功之事。襄阳城西北十里有万山；其下有沉碑潭。《晋书·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古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自此以来一直为后人所传闻。后两句：“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湘：系“襄”误。这两句是说：襄江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山谷。那沉入水底的碑文，应该还是清晰可见吧。这里说明人的功业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沧桑而消失的。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上片开篇点题，重笔写春水。“波暖绿粼粼”三句，词人用绿波、归燕和苏堤三个景物，描绘了春日西湖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景象。随后，词人再用鱼没、流红和东风三个动态的意象，与前句相互应和，进一步描写春景。其中， “鱼没浪痕圆”一句写得生动传神，将鱼儿潜入水中时的轻盈姿态刻画得人木三分。流红引得鱼儿浮出水面，而燕子掠水则将鱼儿惊回水中，只留下阵阵涟漪和无力的春风。笔调轻松写意，描写细致传神。“荒桥断浦”两句承上启下，是全词的转折之笔。 “桥断”即写断桥，与前文的“苏堤”相应，再次点明地点是杭州西湖，一“荒”字与前文形成对比，转而写西湖之荒凉。“柳阴撑出扁舟小”一句则静中见动，反衬西湖此刻的寂静。结尾两句，词人化用谢灵运的典故为这样一幅春景增添了一抹虚幻的色彩。
下片写景之余重在抒情。起句词人写“空山”，悲凉之意转浓。“新绿乍生时”三句及“余情渺渺”两句，均为词人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词人看到“孤村路”，忆起旧时与一众友人到此游玩，大家在“茂林”中尽情“觞咏”，而今“茂林”变成了“孤村路”， “觞咏”的热闹也褪去成“悄”，只余下“情渺渺”。至此彻底反转上片轻松、优美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物是人非”的感叹。结尾两句，词人进一步抒发自己的哀叹，可见其当时心中愁绪之浓。
全词笔调细腻，绘景出彩，过渡自然。词人由优美的苏堤游至荒凉的断桥，感情也随之由欢快转为悲伤，情景交融，精妙绝伦。
作者杜甫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这首诗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细腻地描画了优美恬淡的景物，随意地叙写了闲适温馨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作者杜甫难得的一段安定生活给他带来的满足和欣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在初夏时节的村庄，一条曲曲折折的江水环绕着村子静静流淌，水色清澈，有鱼儿在水中戏耍、来去无声，整个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幽静。一曲清江，给村落带来了安宁和清幽，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诗人以“清”称之，大概是喜爱它悠悠然绕村而流。因此给它一个美称。
“抱村流“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它的可爱，同时也照应了“江村”的诗题。开头两句，就定下了全诗的氛围，挈领了全诗的旨意。万事悠悠，历经磨难的诗人不再有担忧和愁烦，且自怡然欣赏这村中的景色。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看吧，新建的草堂刚刚落成，就有顽皮的小燕子轻快地飞过来又飞过去，没有人去理会它们，可是它们自在地玩得那么开心，真像活泼的小孩子一样。诗人捋着胡子呵呵笑着，信步走到了江边，江上有两只白鸥在轻柔地浮游，它们或前或后，时而交颈而鸣，时而追逐着在水面上打着圈儿——它们一定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南朝诗人何逊曾有“可怜双自鸥，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学习何逊的诗，当他看到这种场景，想必会心有所会、悠然忘机。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诗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缓步向家中走去，看见老伴正坐在门前的树荫下，在纸上画着什么，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棋局。“叮叮”的声音传来，小儿子在埋头认真地敲着一根针，这个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个鱼钩儿，好去江边钓鱼玩。
这样的场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见到的，可是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屡受挫折、颠沛半生的作者杜甫来说，是他少有的珍贵的福气，令他心头为之一暖。在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何曾想象过这样温馨的时刻。这两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闲适美好。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从眼前和乐安宁的生活场景中发出感叹：有老朋友赠送我粮食和他的俸禄，我这个平凡卑贱的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两句看似庆幸、表示满足的话，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潜含着多少悲苦和酸辛。
杜甫能够居住在成都草堂，全赖友人的帮助，眼前虽有这样的和乐与安宁，却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之上的。被后人尊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却要靠着别人的赠与才能活下去，而且还要说自己“更何求”，即没有别的要求。这语言越是平静从容，越是让读者心感酸楚、为之落泪。他的志向本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数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仅只是一蔬一饭而已。诗人说得这样闲淡，仿佛他的心头已经不再有生活的阴霾，再也不愿去迎接那些纷扰和喧嚣。
从作诗的艺术角度来看，这首诗写法精严而又流转自然；字句精炼、刻画细微，而又让人无迹可寻。这是杜甫律诗的老到之处。尾联上句“但有故人供禄米”，一作“多病所需唯药物”，无论从平仄还是诗意上看，都以“但有”之句更佳。
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