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篇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人们倾城出郊踏青、歌舞宴游欢乐、热闹的情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开端两句，先点出新春，为“踏青”烘托了气氛，因为踏青是在人日（即正月初七），正是新年初过的时节。“城中”四句，形象地写出了踏青的阉热情况。
后半篇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道人遮道聚众，粗声大气地吆喝些吉利话，强使路人买他的符书祈福的生动场景，道人骗得金钱，却不过是沽酒买醉而已，还夸说神符灵验。这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场景，为春日郊游增添了几分幽默的色彩，令人难忘。
该诗描写了苏轼回忆青少年时在家乡新春之际，与家人及“城中居人”游春踏青的盛况，具有浓郁的乡情。后四句刻画了一位骗钱道人的生动形象，增添了郊游的喜庆气氛。故乡的风俗民情令人倍感亲切，耐人回味。全诗语言浅显，情真意切。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
此诗前两句写诗人是初来乍到，互不认识，冷眼相觑，气氛尴尬而又沉闷；后两句转而写似曾相识的白鸟突然飞来，热心地出面介绍，使情景顿时活跃起来，对耸立幽僻的青山的畏惧感随即消失，变得亲切可爱起来。这首小诗将山行时，环境由生疏到熟悉，情绪由寂寞而愉快的微妙变化，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全诗明白如话，既天真又风趣；写法特别，情调隽永。
首二句就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奇。可以想象，诗人在山中独行，而且，这是个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这山叫什么名称。因为初来乍到，被他人格化了的山固然也不知道这位新游客叫什么名字。他把山写活了。“青山不识我姓字，我亦不识青山名。”“我亦不识青山名”可以理解，而“青山不识我姓字”则只可理解幽默诙谐了。这就是让读者眼亮心奇的地方。也许这山景色秀丽，诗人很欣赏它。但心中感到遗憾：这山不认识我。或者是遗憾：我该早来游这里的山，观这里的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我与这样秀美的山做老朋友真好。可现在，我们相互都感到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相互感到亲切，而现在，我们之间好像有些陌生和冷漠。
末二句打破了首二句“山”与“我”之间的僵局。这僵局，是由那只悠然而来的不知叫什么名的浑身有着白羽毛的“白鸟”打破的。看得出来，白鸟是这山中的常客了，与“山”似乎早就“相识”。它们是老朋友了，鸟鸣是无意无心的，或是在呼叫同伴，或许它也太感寂寞因此而自鸣。而诗人却捕捉到了这一霎那间的变化，欣喜地想，这白鸟不是在自鸣，而是在“对我对山三两声”。一下子，这白鸟的鸣叫将“山”与“我”乃至将“山”、“我”、“白鸟”的距离都拉近了。他和山成了朋友，和山中的白鸟也成了朋友。诗人郁郁独行山中的寂寞与无聊一下子冰释了，心中顿生喜悦。山也亲了，鸟也亲了。有着这样的心情再来看山观景，一定会比刚才更美了：景美心更美了。
人最怕寂寞。寂寞时，一声鸟鸣，一声兽吼，一阵水响声，一阵风声……都会让人舒眉展眼，心胸开阔。这首小诗，非常别致有趣地表达了这种人性的需要。
这首七言绝句，在构思、立意和表现手法上都有点特别，乍读费解，仔细吟咏，却能从中体察出一种意境，领略到一种情韵。写法特别，情调隽永。此诗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格调近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但李诗侧重表达在静观中“天人合一”，而叶诗主要写动态中协调沟通。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