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首诗以赞叹的口吻，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位少年射手的形象。此诗每章均以“猗嗟”发端。按“猗嗟”为叹美之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或“啊呀”。用这种叹美词语开头的诗句，具有一种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提醒读者注意诗人所要赞美的人或事。它在描写少年射手的形象和技艺时，起到一种渲染烘托的作用。
在赞颂少年形象之美时，突出他身体强壮的特点。诗一开头就写道：“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昌”，粗壮结实之谓；“颀”和“长”乃高大之谓。这位长得高大、粗壮、结实的少年成为一名优秀射手，是毫不足怪的。
在赞颂少年形象时，还突出其面部特征，尤其眼睛的描写细致入微。赞美他“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这三句诗中的“扬”“清”“婉”，都是刻画他目光明亮，炯炯有神。因为明亮的目光，是一位优秀射手所必不可少的生理条件。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还赞美他“巧趋跄兮”，步履矫健，走起路来速度甚快。还赞美他“舞则选兮”，身体灵活，动作优美。这些也是一位优秀射手不可缺少的身体素质。
诗中对形象的赞颂，是为赞美他的射箭技术服务的。假若这位少年没有以上所描写的身体素质，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射手了。
诗的第一章以“射则臧兮”一句总括他的射技之精。第二章则以“终日射侯”一语，赞美少年的勤学苦练精神；以“不出正兮”一语赞美他的射则必中的技艺。第三章以“射则贯兮”赞美他的连射技术。这种连射不是两箭、三箭的重复入孔，而是“四矢反兮”，连续四矢射中一的，是一位百发百中的射手了。至此，这位少年射手的形象和技艺均描写得栩栩如生了。具有这种高超射技的少年，自然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以御乱兮”一语，是全诗的结束，也是对他的总体评价。
诗中不仅描写了射手身体强壮、仪表俊美，特别之处是用“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这样婉约的词汇来形容射手顾盼流动的目光，致使这个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此诗成为描写男性美的杰出之作。
这首诗写祭天典礼结束后，成袋的马奶子酒洒在无边的平野上，一阵阵风从沙漠上吹来，拂过草原，带来一股浓郁的酒香。祭天后的赛会开始，赛马场上，成群的白马，犹如一片白云，向西北方移去。活动结束，皇帝颁下赏赐，一匹匹紫色骆驼，负盛满酒的银色酒瓮，走向各部落王公贵族的帐篷。
全诗由一个个画面组成，从祭天写到赛会，又写到活动结束，每个过程都抓住最精彩的部分。祭天则写风带酒香，赛会则写赛马，比赛结束则写颁赐。余下情景，都让读者自己去想像。诗又充分注意着色：黄沙青草、白马、蓝天、紫驼、银瓮，和谐地搭配在一起；而节日的五彩旌旗，绚丽服饰，豪华帐篷等又隐在诗外，使读者自然能感受到。短短四句，包蕴着十分丰富的诱惑力，一下子把读者吸引到那新奇热闹的场景中去，深深地陶醉在诗境中。
旧时注释家都称赞此诗“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如明月峡、黄牛峡也曾被列入三峡中，在杜诗中也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通常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皎皎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皎皎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大致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出刻板的解释。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这首《即事》诗的第二句未必就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皎皎”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明诗句“皎皎川上平”，即为例证。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彼时彼地忽晴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场面。
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杜甫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沾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或谓在实际吟唱时，杜甫此诗中“百和香”的“和”字当读仄声。可备一说，可惜未见训诂文献根据。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狈形状。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这才真符合它的“性格”。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但隆隆雷雨中不一定有燕子飞翔。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宕开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早在阴铿《渡青草湖》诗中就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渡青草湖》诗的启发。峡中的风景图画是壮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宕开作结更显得情景交融。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第二联本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格式，却作了平起格式，这样就构成首联、颔联和颈联都作平起式。首句末三字作“平仄平”，由于此诗首句取平起式，也就呈现所谓“孤平”现象，也属拗句。大凡细检唐代著名诗人近体诗，这类拗体大致自成一格，尤其首句末三字作“孤平”，不时可见，或许自有其规律在，当也不害吟唱。
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