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题即点明悼亡主旨。“近来无限伤心事”，作者一开篇便写出了自己内心的伤感，最近的无数伤心事，都只得埋藏在自己心里，因为无处可以诉说，营造出了一种佳人早已离去，知己只有一人的孤独悲伤氛围。卢氏不但是纳兰的妻子，更是纳兰的红颜知己，纳兰为卢氏所题写的悼亡词数不胜数，可是每一首，他都能够写出情词中的哀婉，他是真的无法割舍对卢氏的一片情深。自然，卢氏是幸运的，她能够与纳兰真心相爱一场，死后，又能够被纳兰如此思念，封建社会里只怕少有女性能够像她这样幸运。但是活下来的纳兰，却是不幸的，他的伤痛，无人诉说。
“谁与话长更”一句，以反问的语气写漫漫长夜，无人与共，词人在傍晚时分就已开始为长夜而烦恼，满心愁怨堆积。“从教分付，绿窗红泪，早雁初莺”。纳兰自然也是知道，自己的思念无济于事，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但是纳兰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思念，一想到从前，便要忍不住泪如雨下，悲痛欲绝。更抬眼望向窗外，早雁初莺，竟不知美人红泪。此处“红泪”一语双关，既写屋内蜡烛燃烧淌下红泪的实景，又写词人心中臆想多情的美人泣泪，流露出词人孤单落寞、郁郁寡欢的愁情。
下阕“当时”二字领起，词人回忆当年与妻子二人相亲相爱，而今皆为无常断送，生死相离，总辜负了当时的情意绵绵。结尾三句突起，“忽疑君到”一句，词人化用唐人卢仝《有所思》中“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中的诗句，写自己正凝思出神，忽见漆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摇曳不定，便疑心是爱妻芳魂从泉下归来，于是痴痴地数星等待，与周邦彦《过秦淮》“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可谓异曲同工。可以说是情深意远，耐人寻味。
词人对亡妻的痴情，可歌可泣，令人动容。
这是一首以禅院钟声为题材的禅理诗，描写了诗人在山夜听闻的飘荡不定的钟声，从而抒发了诗人对人世生活的虚幻的感慨。佛寺的钟声使人联想到存在的空虚。钟声在山中回响，奇妙地飘荡不定，增加了诗人的醒悟。钟声奇特地、幽灵般地风在彼处，又不在彼处，表明了人世生活的虚幻。第四联出色地表现了通感，通过佯称使钟声可见，强调它的虚幻性。这首诗与常建一首同样描写寺院钟声的诗《题破山寺后禅院》相比，则显得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山夜里传来钟声。静寂中，这钟声格外响亮；霜寒里，这钟声格。外清越。夜色中只有这钟声如此丰盈与充溢，仿佛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了。可是，钟声却是无形物，即便充斥于耳，也是寻之不见，它不过徒有其铿锵之声，本身乃空。由此想来，世上何物不如此呢。万物本源为空，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而万物之有亦非实有，不过是因缘和合而成。风如此，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灭。《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钟声是中国古代禅诗中取材最多的对象之一，凡与钟声有关的诗累计起来不下千句。名句如孟浩然的“东林精舍近，日暮坐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裴迪的“林端远堞见，风末疏钟闻”（《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钱起的“清钟扬虚谷，微月深重峦”（《东城初陷与薛员外王补阙暝投南山佛寺》）；刘长卿的“香随青霭散，钟过白云来”（《自道林寺西入石路到麓山》）；綦毋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题灵隐寺上顶院》）；韦应物的“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寄皎然上人》）等。钟声给人空灵悠远的清禅之气，将人带入无限渺远的幻想世界。张说这首《山夜闻钟》，可谓传神之作，诗中饱蕴宗教哲理。在一个寒蟾清辉、山深霜风的夜晚，一切归于静谧，忽然一阵浩钟，撞开了诗人想象的栅栏。那仿佛飘自碧虚中的袅袅宏音，听起来好像在眼前，寻找却没有踪迹，前声才过，后音又至，纵横涤荡，爽心动容，令人心茅塞顿开。原来空灵的世界这般伟丽，就不必执着于生灭之妄念。
全诗由闻钟而引发感慨。先写诗人之清静闲适，夜卧小歇；复写环境之清寒虚洁。此时钟声浩荡恍若自天际而来，“前声风春容，后声复晃荡。听之如可见，寻之定无像”，这四句最是神到之笔。前声、后声二句，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窒息之感，而听之，寻之，又显得那般轻灵，甚或有些许稚气，显示了一位艺术家心灵世界里特有的童贞与性灵。语风平实，意性醇浓，实为难得之作。
词作上片写金陵的地理形势。开首即以赞美的口吻称之“佳丽地”。“南朝盛事”，点出南京古来即有盛名，扣题。起二句为总括。“南朝”，指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580年陈亡，建都建康（金陵）的宋、齐、梁、陈等朝代。以“谁记”提起，加以强调：“南朝盛事”已随流水逝去，人们早已将它遗忘了。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可是，金陵的山川形胜却依然如故。这两句主要写山，水为陪衬，描绘出金陵独特的地理形势一群山环抱，耸起的山峰，隔江对峙；且以美人头上的“髻鬟”形容山峦，以“清字形容江水，不仅形象，而且显示出金陵山清水秀的美好景色。如今，旧时王朝的都城，却“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当年“豪华竞逐”的金陵，而如今却是座“孤城”，潮水的拍击声正反衬出环境的寂静冷漠，天际的风帆给人一种空旷落寞之感。词人通过景物描绘，极力渲染这些历史遗迹的冷落，正在被遗忘，与上文“谁记”相应，抒发了深沉的怀古之情。
词作中片写金陵的古迹。开首以景出，“断崖树，犹倒倚”，着一“犹”宇，强调景色依然，使眼前实景，带上历史色彩，下面又追加一句“莫愁艇子曾系”。这里化用了古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点出古迹。接下继续写景，“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郁苍苍”，谓云雾很浓，望去一片苍青色，埋没了半边城的营垒。结尾二句点明时间是“夜深”，地点在“赏心亭”，即夜深时分，词人仍站在赏心亭上，观览莫愁湖和秦淮河的景色，不禁发出景物依然而人事已非的喟叹。这两句起到束上启下的作用，即上面所描绘的景色，皆是由此观览到的，又引出下片怀古的感慨。
词作下片，写眼前景物。“酒旗戏鼓甚处市”，这是词人眼前见到的景色：酒楼、戏馆，一派热闹景色，不禁发出“甚处市”问语，这是何处的繁华市面呢？前面两片所写多是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这里则写连景物也变了。当然，酒楼、戏馆并非纯自然景色，而是包含人事在内的。这情况引起词人的猜想。“想依稀、王谢邻里。”是说这些酒楼戏馆所在地，仿佛是当年王、谢两家比邻而居的乌衣巷，也就是说，贵族住的乌衣巷如今换了主人。至此，词人不禁产生人世沧桑之感，于是结尾发出“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兴亡慨叹。燕子是不知人事变迁的，依然飞进往年栖息过的高门大宅，而今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房舍。然而词人看到夕阳余晖中成对的燕子，却认为它们有知，且正在议论兴亡大事！这当然是词人内心的兴亡之感赋予了燕子而已。这片从眼前景物引起对金陵古都朝代更替的无限兴亡之感，从而表达出咏史的题意。
本篇为咏金陵旧迹，感慨历史兴亡的名作。上片总写金陵形胜，境界旷远，雄壮中蕴含落寞。“寂寞”二字透出历史变迁，人亡物移，故国繁荣与孤城幽寂的荒凉。中片糅合当地传说，扣紧金陵景观抒发物是人非之感，“断崖”“旧踪”“雾沉”等为景物涂上了一种苍茫的色调。下片以何处寻得当年“酒旗戏鼓”的繁华街市的感叹发端，侧重写“王谢邻里”的豪门旧迹难以寻觅，只可依稀辨识，抒发人世沧桑之思。燕子相对说兴亡于斜阳之中，意象极巧，感伤殊深。全词强化了景物描写的清峭、冷寂而又悲壮、苍凉之情韵，境界开阔，内蕴深远。
宋代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一些怀古名篇：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至周邦彦这首《西河·佳丽地》；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到姜夔的《扬州慢》，可以说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这些作品，有的是以突兀见长，有的是以绵密取胜；介于突兀和绵密之间的是这首《西河》。它从时间上说是断续交织，从空间上来说，是疏密相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只是泼墨画似的写了“江山如画”，下片集中写了周瑜，一气贯注，如同骏马驻坡，纯属粗线条的勾勒。姜夔的《扬州慢》，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深微描绘。笔墨之间，隐约可以听到凄清的号角声和感受到随着号角声传来的寒意而伴着寒意的角声，偏又是在一个兵荒马乱后的萧条古城中吹彻。这些都说明作者牢牢扣紧了寓有深意的景物，进行密密层层的渲染。至于周邦彦的这首词，似乎介于泼墨写意与工笔细描之间。如：词的上片以疏为主。词人放眼江山，对作为“佳丽地”的“故国”金陵做了一个全面的鸟瞰，描绘了江上有山峰夹峙和江心有怒涛汹涌的雄伟形势。第二部分以密为主。在上片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勾勒：从前面围绕“故国”的山峰，引出了后面的“断崖树”，以至想象中的“莫愁艇子”；从前面的“清江”，引出后面的“淮水”；再从前面的“孤城”，引出后面的雾中“半垒”和月下“女墙”。这就好比电影镜头，缓缓而来的不再是远景全景，而是中景和近景了。下片，画面突出的是特写镜头：一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呢喃图。小小飞禽的对话，可以说刻画入微，密而又密。“相对”，可能指燕子与燕子相对，也可能指诗人与燕子相对，完全可以听凭读者用想象来补充。尽管它们的呢喃本无深意，然而在诗人听来看来，却为它们的“不知何世”而倍增兴亡之感。“疏”利于“写大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写出高情远意；“密”利于画龙点晴，写出“小景”，写出事物的不同于一般的特征。杰出的怀古词一般都是能做到“大”“小”结合、“疏”“密”相兼的，这首《西河》更为突出。总体来说，周邦彦这首怀古词，艺术技巧极其精湛，比起他的大量送别、怀人之作，的确别具一格；特别是寓悲壮情怀于空旷境界之中，并使壮美和优美相结合，确是怀古词中一篇别具匠心的佳作。
此外，周邦彦的《西河》与其他怀古之作不同的是，并不正面触及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使人触景生情，见微知著。怀古之作，总要描写标志着沧桑之变的景物，王安石的怀古是从当前的“千里澄江”和“彩舟云淡”——故国的风景宜人，过渡到昔日的“豪华竞逐”。苏轼的怀古则从眼底的“大江东去”，写到古代有关三国赤壁战时的“多少豪杰”，再联想到当前自己的壮志成虚，年华已逝。但这些都不像周邦彦词通篇写景，以景物描绘的逶迤曲折为线索，从头到尾把一切情语完全熔铸于景语之中。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