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春语莺迷翠柳。“烟隔断、晴波远岫”二句，以丽语勾出春暖花开的美景。“春语”句为近景，着“烟隔断”三字，点明下面所写“晴波远岫”是远景，开头所绘之春景，有柳之翠，莺之黄，山之青，水之绿，色彩鲜明清丽；有峰峦之静谧，水波之动荡，翠柳之摇曳，黄莺之歌唱，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远近交融的立体画面。这画面充满蓬勃的生机，为下文起着反衬的作用。
“袖炉香”三句，写闺中人在薰香的室内，敬请春风的吹拂，“吹透”二字，刻画出闺中人要驱走重帘叠幔所造成的寒气与重压之情何等强烈。这里没有春天来临的欢愉与轻松，由此将“闺怨”正面作了暗示。
过片紧承“倩东风”，“花讯催时候”写闺中人盼望春天的迅速到来。“旧相思、偏供闲昼”一句，以直抒胸臆手法写出“闺怨”之情。“旧相思”与上片的“寒压”相呼应，可见“寒压”之感绝非客观的重帘叠幔所致，而是有内在的原因。因此，就更感到永昼漫漫，百无聊赖了。“春澹情浓半中酒”一句，继写闺中人的所为所感。正因“春澹情浓”这种感情的反差，造成的内心矛盾，也只好以酒消愁了。然而酩酊之后更引起身体不适。最后道“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以闺中人玉损香销，如清瘦的梅花作结，从而将“闺怨”之情一笔托出。
此首小令在艺术颇具特色：一、含蓄委婉以景托情，反复渲染，揭示主旨。开章描绘春景之美，用以反衬闺怨之情，后以帘幔塞压从正面衬托闺怨，进而以“倩东风，与吹透”表达闺情之渴望；下阕又以闲昼相思，情浓病酒来揭示“闺怨”，最后以玉容消损如清瘦梅花的比喻将闺怨写足。二、善于炼字。词语声调铿锵，色彩鲜明，景物描写富有主体感。如“春语莺迷翠柳”一句，写翠柳飘拂，黄莺婉转，不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而且加上一个“迷”字，将黄莺拟人化了，有力地表达了人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它起了诗眼的作用。又如“晴波远岫”二个词的修饰语为“晴”“远”二字，于是就将晴空如洗，水波荡漾，峰峦起伏，山青如黛的美好境界勾出。
词的上片，词人工致地以白描手法描绘旅途景色，创造一个特定的抒情环境。“别岸扁舟三两只”四句以密集的意象，表现江乡冬日晨景，所写的景物都是主体真切地感受到的。远处江岸停着三两只小船，风吹芦苇发出细细的声音；水中沙洲上昨夜栖落的大雁收到惊吓，破雾而飞；天上一弯残月和溪风上的晨霜上下辉映，发出冷暗的白光……这四句写出了肃杀、苍凉之感。“沙汀”为南来过冬的雁群留宿佳处，宿雁之冲破晓烟飞去，当是被早行之人惊起所致。“别岸”、“葭苇”、“沙汀”、“宿雁”，这些景物极为协调，互相补衬，组成江南水乡的画面。“溪风”与“别岸”相对，旅人江村陆路行走，远望江岸，走过溪风。“残月”表示旅人很早即已上路，与“明月如霜”之以月色比霜之白者不同，“月和霜白”是月白霜亦白。残月与晨霜并见，点出时节约是初冬下旬，与上文风苇、宿雁同为应时之景。三、四两句十分工稳，确切地把握住了寒冬早行的景物特点。“渐渐分曙色”为写景之总括，暗示拂晓前后的时间推移和旅人已经过一段行程。这样作一勾勒，将时间关系交代清楚，使词意发展脉络贯串。“路遥山远多行役”为转笔，由写景转写旅人。由于曙色已分，东方发白，道路上人们渐渐多起来了。水陆往来尽是“利名客”，他们追名逐利，匆匆赶路，点明这一点是为后文作铺垫。柳永失意江湖，正同这群赶路的人一道披星戴月而行。柳永的羁旅行役之词中经常出现关河津渡、城郭村落、农女渔人、车马船舶、商旅往来等等乡野社会风情画面，展示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在词史上有开拓意义。
从整个上片来看，词人笔下之景全为萧瑟凄凉之景，词人笔下之人尽是追名逐利之人，这些已显示出他对羁旅生涯的厌倦。词作自然地转入下片，抒发羁旅漂泊的哀伤和浓浓的思归之情。
过片“一望乡关烟水隔”，承上片的写景转入主观抒情，写主人公因厌倦羁旅行役而思故乡。词人说“一望”，可即使想望，故乡关河相隔遥远，烟水迷茫，却是根本无法望见的；既无法望见而又不能回去，受到思乡愁绪的煎熬，反转产生一种急迫的渴望心理，恨不能插上羽翼立刻飞回故乡。对于这种迫切念头的产生，词人作了层层铺叙，细致地揭示了内心的活动。“愁云恨雨两牵萦”喻儿女离情，象丝缕一样牵萦两地；“新春残腊相催逼”是说明时序代谢，日月相催，新春甫过，残腊又至，客旅日久，于岁月飞逝自易惊心，有年光逼人之感。“岁华都瞬息。浪萍风梗诚何益”，“岁华”句延伸上文“新春”句意，流光转瞬，与天涯浪迹联系起来，更增深沉的感慨。“浪萍”和“风梗”是飘泊不定的典型意象，以喻羁旅生活象浮萍和断梗一样随水、风飘荡无定。柳永深感这种毫无结果的漫游确是徒劳无益，从现实艰难的境况来看还不如回乡。于是逼出最后三句：“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这是思乡的主要原因，补足了“愁云恨雨”之意。家乡的“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自然是设想妻子多年家苦苦相忆了。柳永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离家后事实上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但思乡之情却往往异常强烈；他在京都的烟花巷陌与许多歌妓恋爱，但怀念妻子的深情却时时自然地流露。
从整首词看，柳永对自己的羁旅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越来越意识到他浪迹四方，汲汲以求的东西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无，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是想抗争的，有自己的方式以求的解脱，那就是，将生命的重心移近爱情。但其实这种抗争是苍白无力的，因为爱情本身就是脆弱的，更何况柳永一生随处笙歌宴饮，爱情之花如同水中之浮萍，随开随去，留给他的总是苦涩的回忆。所以说，柳永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漂泊穷年、事业无成、情感无依，更在于他对人生之路的别无选择。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