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适的《渔家傲引》，共有词十二首。词前有骈文“致语”，词后有“破子”、“遣队”。十二首词分咏渔家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情景，从“正月东风初解冻”起，至“腊月行舟冰凿罅”止，词体与《渔家傲》无异。
首句“子月水寒风又烈”，是在描写“子月”（即农历十一月）的特定环境下，渔家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情趣。词的上片，写渔人顶烈风，涉寒水，捕鱼落空。“水寒风又烈”，是“子月”的气候特征。但这里并非泛写气侯，而是下文诸多内容的张本，渔人的劳动、生活、思想，皆与这种特定气侯相关联。尽管水寒风烈，渔人仍须下水捕鱼，可叹的是“巨鱼漏网”，圉圉而去，渔家生活，便无着落，连暂时缓解窘迫生活的希望也成为“虚设”了。“圉圉”一句，写巨鱼的逃跑，形象逼真。“圉圉”，困而未舒貌，语出《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丙穴”，本来是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其地有鱼穴。左思《蜀都赋》有“嘉鱼出于丙穴”句。这里是借指巨鱼所生活的深渊，活用典故，如同己出。“从”，“任从”的意思，任从那巨鱼摇头摆尾地回到深渊。一个“从”字，把渔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表现淋漓尽致。上片结句进一步写渔人的心理活动：“谋自拙”是对“巨鱼漏网”的反省，自认谋拙、晦气，至于别人怎样说，那就由他去吧！渔人毕竟是旷达的。
在这片中，作者对渔人所流露的感情，是同情和怜悯的。词的下片，变换了笔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描写渔人的生活。“昨夜”、“今宵”两句，是全词仅有的一组对句，描绘了渔人少有的闲适生活图景。“醉眠”、“独钓”是写渔人自己的有代表性的生活内容以少见多，以少总多：“昨夜”、“今宵”和“西浦月”、“南溪雪”，是通过时间与场景的迅速变换来表现渔人生活的旷放无拘。“妻子一船衣百结”则转写渔人全家的经济生活状况。此句字字用力，既有其具体性，又有其概括力，“衣百结”三字尤其着力，渔家的窘迫困顿，种种艰辛，都浓缩在这三字之中。如此一家，偎依在“子月”的寒水烈风之中，不言而喻，在这种形象画面里，凝聚着作者的同情。这也是当时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结句则再转一笔，写渔人家庭生活中“贫也乐”的精神，虽穷困但团聚，自有其天伦之乐，而没有、也不知有人世间的那种离别之苦。“不知”一句，脱鞲而出，由对渔人一家生活的描写，猛宕一笔，转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示，且藏辞锋于婉转之中：明明是慨叹“人世多离别”，却又加“不知”二字，其实这里渔人的“不知”，正是作者所“深知”，唯其深知，才能这样由此及彼，不失时机，予以指斥，慨乎言之。这种结尾，如豹尾回顾，相当有力。
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把渔人写成了劳动者，写成了真渔人。以前此类词中出现的渔人形象，主要是杂有政治色彩的隐士，他们或是“蓑笠不收船不系”的懒散，或是“一壶清酒一竿风”（均见《敦煌曲子词》）的安逸，或是坐在钓船而“梦疑身在三山岛”（周紫芝《渔家傲》）的幻想。他们“不是从前为钓者”，而是政治失意之后才“卷却诗书上钓船”（均见《敦煌曲子词》）别寻出路的，总之是“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五代李珣《渔父》）。洪适这首词笔下的渔人却是“为鱼”的，他靠撒网为生，不同于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的隐士。他也有“醉眠”的时候，但那酒，是“长把鱼钱寻酒瓮”（见“正月东风初解冻”首），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在这首词中，“西浦月”、“南溪雪”两句，点缀意境是很美的，再加上“醉眠”与“独钓”，似乎渔人也有点儿隐士风度了，但是词的下句便是“妻子一船衣百结”，直写其全家经济生活的艰辛，这是最能表现渔人处境的一笔，也正是以前词人笔下的“渔人”形象所独缺的。至于“西浦月”、“南溪雪”，那是大自然的美，是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而渔人在烈风寒水中能够享受的，也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儿。
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张籍在兄弟辈中排行十八，故称张十八。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原来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有 ，近看却无 ，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可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
第三、四句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
这首小诗，诗人只运用简朴的文字 ，就常见的“小雨”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全篇中绝妙佳句便是那“草色遥看近却无”了。早春二月，在北方，当树梢上、屋檐下都还挂着冰凌儿的时候，春天连影儿也看不见。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雨脚儿轻轻地走过大地，留下了春的印记，那就是最初的春草芽儿冒出来了，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人们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人们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饱蘸水分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远远望去，再像也没有，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酥就是奶油。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柔嫩饱含水分，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人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物以稀为贵”，早春时节的春草之色也是很娇贵的。“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韩愈《春雪》）。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这一些轻淡的绿，是当时大地唯一的装饰；可是到了晚春则“草树知春不久归”（韩愈《晚春》），这时哪怕柳条儿绿得再好，人们也无心看，因为已缺乏那一种新鲜感。
所以，诗人就在第三句转折时提醒说：“最是一年春好处。”一年之际在于春，而春天的最好处却又在早春。
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上片写少女临台梳妆。风动柳丝，燕舞莺啼是自然环境，“钗重”二句写这环境中女主人公的美丽形象。
下片写少年郎骑马游春，故意将金鞭屡坠的潇洒风姿和传情神态。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写得憨厚别致，情真意切。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