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果是由金入元的散曲作家。这支小令写思妇思念丈夫。曲子首句“碧湖湖上柳阴阴”是说:想起绿树成荫的湖畔,折柳送别的场所,能想起多少故事。这就仿佛是当代人的火车站情结一般。“人影澄波浸”的意思是:很多惜别的人影,倒映在湖面上,水波又打乱了影像。“常记年时对饮”是想象,意思是说:想起我们一块对坐饮酒,好不惬意。“到如今,西风吹断回文锦”意谓:念目前,夫妻离散,心中无限悲痛。最后三句“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的大意是:羡慕身旁飞过的鸳鸯,看别人成双成对,只觉得一场残梦般,蓼花深深。这直白的悲痛,非常感人,可以说这是全诗最美的三句。
这首小令从写景领起,写湖水清碧,岸柳阴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碧湖”与“湖上”是两个词组,作者有意重用一个“湖”字,而不说“碧湖岸上”,与其后“阴阴”的叠词同集一句,便形成了一种婉转低回的情味。“人影澄波浸”是表现湖水的清纯,回应“碧湖”,但更主要的是从湖景带出“人影”,由写景向写人过渡。“人影”至少能给读者提供另外两种意象:一是指曲中主人公本人,“柳阴阴”衬托出其人的孤独,而碧湖澄波的宁静气氛则反现出下文心情的不平静;二是指湖中的采莲女,因为这首《小桃红》是从江南采莲的意境生发的。若取此解释,那么主人公所忆的“对花饮”的对象,也是一名采莲女子。而“语译”释“人影”为游人之影,则是与下句“常记”相承,所谓触景生情。
设想柳荫下游人笑语欢饮,且男女相杂,于是激起了主人公“年时对花饮”的回忆。“对花饮”通常意义就是对花饮酒,但“花”在诗歌中又有借喻女子的习常用法。这才使我们意识到曲中主人公为一名男子。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效果,这里不妨看他的另一首《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风约湘裙翠。一曲琵琶数行泪。望人归,芙蓉开尽无消息。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立意乃至布局都与本篇惊人地相似,而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则同样是一目了然的。中国的词曲作家都善于用简略的暗示来节省介绍人物的笔墨。
回忆只有短短的一句,迅即接上了“到如今”,显示了现实的无情。“如今”与“年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回文锦”表现出了主人公与“年时对花饮”的对方的恋爱相思关系,而这三字本身已寓离散之意,何况“西风吹断”,两人的音书联系也中断了。作者不直说情人远去,恩爱断绝,而以“西风吹断回文锦”为暗喻,是艺术语言的需要,也表现出一种讳言伤痛的惆怅情味。于是,由触景生情,又进一步引出了末三句的见景生感。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这“残梦蓼花深”又非一种断言可以括尽。我们取“残梦”为鸳鸯之梦,似较得诗人之旨。这三句全述“鸳鸯”,以一个“羡”字统领,一方面说明了主人公渴望爱情幸福的强烈,连鸳鸯的“残梦”也在被羡之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主人公对命运现实的绝望。一对鸳鸯飞入蓼花深处并头酣眠,是连贯的一意,作品分作三句,虽是服从曲律句式的需要,却也表现出主人公在克制伤痛、倾诉愿望时的一种挣扎感。
这首小令由景及人,又由人及景,借湖上的美景作为人物悲剧命运和悲剧心理的强烈反衬,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清王夫之《诗律》)。曲中处处表现出对悲哀的克制,含痛于喉,同时也因此表现出一种悱恻低回的风调。这种风调及其表现的手法都近于婉约词,而“到如今”、“羡他一对,鸳鸯飞去”等使用的又是曲的平直语言。以曲为载体,以词为笔法,这正是词曲嬗变时期的常见现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碧绿的湖面上笼罩着柳荫,人的倒影在明净的水波中映浸。经常浮现在记忆里的是年时节下花前的畅饮。到如今,夫妻离散无音信。羡慕那成双成对的鸳鸯,比翼齐飞到蓼花深处,人却是鸳梦已残,无计重温。
注释
回文锦:东晋前秦才女苏惠被丈夫窦涛遗弃,织锦为“璇玑图”寄涛,锦上织入八百余字,回旋诵读,可成诗数千首。
窦涛感动,终于和好如初。
后人因以“回文锦”代指思妇寄给远方夫君的述情之物。
杨果是由金入元的散曲作家。这支小令写思妇思念丈夫。曲子首句“碧湖湖上柳阴阴”是说:想起绿树成荫的湖畔,折柳送别的场所,能想起多少故事。这就仿佛是当代人的火车站情结一般。“人影澄波浸”的意思是:很多惜别的人影,倒映在湖面上,水波又打乱了影像。“常记年时对饮”是想象,意思是说:想起我们一块对坐饮酒,好不惬意。“到如今,西风吹断回文锦”意谓:念目前,夫妻离散,心中无限悲痛。最后三句“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的大意是:羡慕身旁飞过的鸳鸯,看别人成双成对,只觉得一场残梦般,蓼花深深。这直白的悲痛,非常感人,可以说这是全诗最美的三句。
这首小令从写景领起,写湖水清碧,岸柳阴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碧湖”与“湖上”是两个词组,作者有意重用一个“湖”字,而不说“碧湖岸上”,与其后“阴阴”的叠词同集一句,便形成了一种婉转低回的情味。“人影澄波浸”是表现湖水的清纯,回应“碧湖”,但更主要的是从湖景带出“人影”,由写景向写人过渡。“人影”至少能给读者提供另外两种意象:一是指曲中主人公本人,“柳阴阴”衬托出其人的孤独,而碧湖澄波的宁静气氛则反现出下文心情的不平静;二是指湖中的采莲女,因为这首《小桃红》是从江南采莲的意境生发的。若取此解释,那么主人公所忆的“对花饮”的对象,也是一名采莲女子。而“语译”释“人影”为游人之影,则是与下句“常记”相承,所谓触景生情。
设想柳荫下游人笑语欢饮,且男女相杂,于是激起了主人公“年时对花饮”的回忆。“对花饮”通常意义就是对花饮酒,但“花”在诗歌中又有借喻女子的习常用法。这才使我们意识到曲中主人公为一名男子。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效果,这里不妨看他的另一首《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风约湘裙翠。一曲琵琶数行泪。望人归,芙蓉开尽无消息。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立意乃至布局都与本篇惊人地相似,而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则同样是一目了然的。中国的词曲作家都善于用简略的暗示来节省介绍人物的笔墨。
回忆只有短短的一句,迅即接上了“到如今”,显示了现实的无情。“如今”与“年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回文锦”表现出了主人公与“年时对花饮”的对方的恋爱相思关系,而这三字本身已寓离散之意,何况“西风吹断”,两人的音书联系也中断了。作者不直说情人远去,恩爱断绝,而以“西风吹断回文锦”为暗喻,是艺术语言的需要,也表现出一种讳言伤痛的惆怅情味。于是,由触景生情,又进一步引出了末三句的见景生感。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这“残梦蓼花深”又非一种断言可以括尽。我们取“残梦”为鸳鸯之梦,似较得诗人之旨。这三句全述“鸳鸯”,以一个“羡”字统领,一方面说明了主人公渴望爱情幸福的强烈,连鸳鸯的“残梦”也在被羡之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主人公对命运现实的绝望。一对鸳鸯飞入蓼花深处并头酣眠,是连贯的一意,作品分作三句,虽是服从曲律句式的需要,却也表现出主人公在克制伤痛、倾诉愿望时的一种挣扎感。
这首小令由景及人,又由人及景,借湖上的美景作为人物悲剧命运和悲剧心理的强烈反衬,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清王夫之《诗律》)。曲中处处表现出对悲哀的克制,含痛于喉,同时也因此表现出一种悱恻低回的风调。这种风调及其表现的手法都近于婉约词,而“到如今”、“羡他一对,鸳鸯飞去”等使用的又是曲的平直语言。以曲为载体,以词为笔法,这正是词曲嬗变时期的常见现象。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词的上阕“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台殿,危基百尺自西刘”四句,气势不凡,雄浑卓绝。“雄跨”一词,表现了定王台的雄奇地形。“危基百尺”则以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定王台的壮丽。接下来三句以想象的手法接入历史的画面。想当年西汉国力强盛,定王台阁周围遍布如云铁骑,祭祀的音乐响彻云霄。然而,这些都已经是历史陈迹。“屈指几经秋”将作者的思绪从壮丽的历史收回到严酷的现实。 ’“叹息繁华地,兴废两悠悠”定王台再壮丽,到作者登临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回想往昔的繁华,今日的颓墙败瓦,作者不禁慨然,感叹人事的兴衰废替。联系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南宋政府偏安一隅,面对金国的威胁无力反击,将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这也是引发作者喟叹的一个情绪基点。所以词中的兴替之感超越了普通诗文中抽象的今昔之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下阕“登临处,乔木老,大江流”三句点题,叙说登临之事。古人登高作赋,喜欢大肆铺陈的居多,但在这里,作者仅以极其简略的手法白描眼前所见:乔木老,大江流。作者并没有放纵自己的情绪,但这种沉默中却蕴涵着更加深沉的悲痛。作者跟同时代的复国志士一样,满怀报国之心,但让人痛苦的是,“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岁月蹉跎,功业未就,空白了少年头“,一夜寒生关塞,万里云埋陵阙,耿耿恨难休”,其中“关塞”是征战的偏远地段,“陵阙”是北宋宗庙祖坟所在,从前都是作者心底事,但现在离他越来越远了,“万里”一词,写出了这种虚无辽远的感觉。因为报国无门,作者永远不能在关塞为国尽忠,永远也无法收复北宋宗室的陵墓。这种无奈和遗憾,使他的“恨”意难休。“徙倚霜风里,落日伴人愁”,报国无门,年华苍老,词人无可奈何,只能以一副独立寒秋、天涯孤影的悲凉画面结束。其中的“伴”字写尽词人的落寞和孤独,因为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和他并肩作战,只得和无情的夕阳相伴,在苍茫暮色中自怨自艾。词结尾仍收回到定王台上,结构十分紧凑,并以景寓情,饶有余韵。最后点出一个“愁”字,并不表示消沉、绝望,而是英雄洒泪。慷慨生哀,与全词悲壮的格调完全统一。
这首词画面壮阔雄浑,音调苍凉激楚,充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