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
戴复古由于长期浪游江湖，一生未仕，被称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他的诗很多写游历江湖的闲适，曾以“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望江南·自嘲》）概括自己的诗风。但他也写下了大量指摘时政、忧国忧民的篇章，这首诗流露的就是对无法收复沦陷的北方国土的深切感伤。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后两句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诗把登浮远堂一事分作两句写。第一句“大江流”写浮远堂所在环境，前加“下瞰”二字，以说明其高，引出下面的远望；同时以水流无限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
第二句的“万里愁”，承上句，一是说长江水流万里，带不去心中的愁怨；一是说眼前的万里江山，使自己产生无穷的愁怨。第三句又接上，“无山遮望眼”照应“万里愁”，所以说最苦；第四句点出主题，说明为什么眼见万里会引起愁是因为向淮南眺望，眼前都是沦陷的中原国土。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句翻过一层，打破了历来登临诗的惯套。大凡登高，没有不希望看得远的，因而一般登临诗总是对眼前因为有山、有云遮断视线表示伤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偏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望之则不忍，不望又不能，于是深悔这次登上供北望的高堂为多此一举了。汉末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荆州，依靠刘表，曾登当阳城楼作《登楼赋》，有云：“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那是“最苦有山遮望眼”，而戴复古则是“最苦无山遮望眼”，所以其情更为可伤。又刘克庄《治城》云：“断镞遗枪不可求，西风古意满原头。孙刘数子如春梦，王谢千年有旧游。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笳似说昔人愁。神州只在兰干北，几度来时怕上楼。”前六句吊古，后二句转入伤今。其言北望神州使人难堪之意亦同，而 从正面说出，都不及戴语之耐人寻味。充分表达了国耻不雪，国土不归的极度悲愤之情。
戴复古还作了一首《盱眙北望》诗，可与这首诗合在一起看。诗云：“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说自己不忍心登高瞭望中原，与这首诗登高瞭望时流露的痛苦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