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满江红·暮春》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擅长于写豪壮沉郁之词的作者，能以似水柔情写女子的相思怨别，足见作者的大家风范。
此词分上下两阕，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也是长调最常用的章法。既属常见常用、那么易陷于窠臼，但是仔细体味该词，既不落俗套，又有新特点，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作到这一步，全赖骨力。具体地说每句之中，皆有其“骨”，骨者，是含义深厚、分量沉重，足以引人注目的字面；由骨而生“力”，就足以撑住各句，振起全篇。
上阕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阕抒情作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著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很长。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羌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算年年”以下数语，拈出刺桐一花，以作补充，变泛论为实说。用一“算”字，总束暮春风光，并举出很少入词的暮春刺桐花落，来表明春光的不再，天气的转暖。“寒无力”三字，颇为生新惹目，自是“骨”之所在。寒，谓花朵瘦弱。故无力附枝，只得随风飘落，不而清阴绿叶之盛壮，若得以耀威于枝头。寒花与密叶之比较，亦可使人联想倘能结合作者的处境、心绪而谓其隐含君子失意与小人得势之喻，似非无稽。这样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就章法而论，此处隐含的比喻，则是由上阕写景转入下阕抒情的过渡，唯其含而能隐，故尤耐人寻味。
下阕在此描写的基础上，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美轮美夹；换头的“静”宁，承上启下，既指芳花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己感觉“相忆”的徒劳——“空”于是明证，正像上阕起韵的“又”字一样，这里的“空”字，也很能含蓄传恨。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所以她感到“闲愁极”。然而这无尽的闲愁。这带有幽怨的相思，依然是“无说处”的。以下就“无说处”转写作者的羞涩和种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这里，在她极度的羞涩和矜持中，似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段感情是不能为外人所窥破的，是非同寻常的。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虽然把她内在情愫化为情蕴饱满的形象，所传达的感情也如此充满了矛盾：她羞亡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缠绵悱恻，细腻婉转，确能勾魂摄魄，令人赏叹无置。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果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比兴寄托，乃风骚之传统，宋人填词，也多是继承这种传统，该词就是如此。而词人命笔，每托其意于若即若离之间，致使作品带有“模糊性”的特点。
此种模糊性，非但无损于诗歌的艺术性，有时且成为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因素，越是模糊、不确定，越能引人求索耐人寻味。此种貌似奇怪的现象，正是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就读者之求索而言，倘能得其大略，即当适可而止；思之过深，求之过实，每字每句都不肯放过，则会认定处处皆有埋藏，又难免要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