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是一首较有感染力的抒情诗,引用汉代故事描述了因战事而离别的夫妇间相思之衷情与哀愁。诗人又巧用十五圆月作引子,抒发了内心的深情。此诗虽只有简洁八句四十个字,但写得情景交融,历历在目,呈现出一幅征夫思妇的互念互思的情感相思图。诗人基于深厚的功底,功妙的艺术构思,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创作出这一首的古题新作。其中有三个值得赏析和品味的诗点。
首先,有感而作,国事家事也萦怀于心,将边关战争和征夫思妇融于一起而描述在诗中。当时也是多事之秋,战事频繁,影响到国泰民安,百姓家庭团圆幸福,诗人抓住征夫远在边塞而思念家人的情思作为着笔点,既有了边关战事,更写出了远征战士家庭的情感,流露出对征人远离亲人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这首诗作成功之处就在于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人民性,摆脱了宫体诗作内容的贫乏。
其次,诗作构思设计的艺术性。以十五夜之月为线索,从而勾引出征夫在边塞月下思妻,高楼上妻室念征夫的两个情景画面,这是在情景交融中抒发了两地相思情增和怨伤。而后四句则又转回到边塞的征夫心怀:战事犹酣,解甲归田恐是遥遥无期,忧虑无限,无形中也对应思妇在高楼遥望边疆而无眠,隐含了思妇伤心地牵挂,企盼早日相聚。这样一种构思巧妙地突出:对战争的怨恨;对夫妻别离思念之同情;对圆月美景却带来了更多离愁的怨伤。
再次,语言应用简洁圆润,善用词语增强意蕴。八句四十字,简明清晰,用“高楼”更见望眼欲穿,“云阵”和“战气”更见战事形势紧张,气氛逼人,“映”更见城楼军旗飘荡,杀气迷弥。“复”更突出归期遥遥。这也显露诗人纯熟的诗歌语言和平时的功底。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十五的月亮映照在关山上,出征的人儿思念遥远的故乡。
想必妻子此时正站在高楼上,对着窗户遥望远在边关难以入眠。
旗星照耀在疏勒城头,密布的浓云笼罩着祁连山。
如今战争这样残酷频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从军生涯回家。
注释
关山:边境要塞之地,指征战人的所在地。
三五月:阴历十五的月亮。
客子:在外地出游或出征的人。
秦川:指关中地区,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
思:想到。
妇:指客子的妻子。这句和下句时客子想象的情景。
当:对着。未眠:没有睡觉。
星旗:就是旗星,古代人认为它代表战争。旗:星名。
映:照耀,映照。
疏勒:汉代西域的诸国之一,王都疏勒城在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疏勒县。
云阵:就是阵云,像兵阵一样密布的浓云。
祁连:山名,祁连山。
战气:战争气氛。
从军:在军队中服役。
复:又,再。
《关山月》是一首较有感染力的抒情诗,引用汉代故事描述了因战事而离别的夫妇间相思之衷情与哀愁。诗人又巧用十五圆月作引子,抒发了内心的深情。此诗虽只有简洁八句四十个字,但写得情景交融,历历在目,呈现出一幅征夫思妇的互念互思的情感相思图。诗人基于深厚的功底,功妙的艺术构思,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创作出这一首的古题新作。其中有三个值得赏析和品味的诗点。
首先,有感而作,国事家事也萦怀于心,将边关战争和征夫思妇融于一起而描述在诗中。当时也是多事之秋,战事频繁,影响到国泰民安,百姓家庭团圆幸福,诗人抓住征夫远在边塞而思念家人的情思作为着笔点,既有了边关战事,更写出了远征战士家庭的情感,流露出对征人远离亲人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这首诗作成功之处就在于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人民性,摆脱了宫体诗作内容的贫乏。
其次,诗作构思设计的艺术性。以十五夜之月为线索,从而勾引出征夫在边塞月下思妻,高楼上妻室念征夫的两个情景画面,这是在情景交融中抒发了两地相思情增和怨伤。而后四句则又转回到边塞的征夫心怀:战事犹酣,解甲归田恐是遥遥无期,忧虑无限,无形中也对应思妇在高楼遥望边疆而无眠,隐含了思妇伤心地牵挂,企盼早日相聚。这样一种构思巧妙地突出:对战争的怨恨;对夫妻别离思念之同情;对圆月美景却带来了更多离愁的怨伤。
再次,语言应用简洁圆润,善用词语增强意蕴。八句四十字,简明清晰,用“高楼”更见望眼欲穿,“云阵”和“战气”更见战事形势紧张,气氛逼人,“映”更见城楼军旗飘荡,杀气迷弥。“复”更突出归期遥遥。这也显露诗人纯熟的诗歌语言和平时的功底。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徐陵奉命出使东魏,后因侯景之乱,被迫留在邺城达7年之久,不得南归。《关山月》就是这一时期写下的一首描写边塞风光的诗。
《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
此诗前两句写景,首句用重彩描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的秋景图,次句渲染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后两句抒情,表现女主人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遗憾,写尽了她未来日子的苦难。全诗措词委婉,造语清丽,内容丰富,感情强烈,模声绘色,形象鲜明,艺术概括力很强。
首句“红叶醉秋色”五字,用重彩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秋色正浓的画面。那优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令人心醉神驰。“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描写秋色的名句,然“红叶醉秋色”的境界,却也别具韵味。诗人用一“醉”字,把“红叶”与“秋色”联系起来,使抽象的秋色具体可感,描绘了一幅美丽绚烂的秋景图。用字精炼,以少总多。
次句“碧溪弹夜弦”,也写得情韵萦绕,优美动人。白昼消逝,夜幕降临,枫林隐去,碧蓝澄澈的溪水,潺潺流动,宛然在弹奏一支乐曲,如泣如诉,打破了这夜的寂静。夜色如水,不可能不动人情思。这里,“碧”是个诉诸视觉的颜色字。在一般的夜晚,是无法分辨水色的。只有凭借天空的明月,身临溪畔的人,才有可能见得真实,辨得清楚。“弹”字下得也很妙。它不仅写出溪流富有音乐般的诗韵,而且以动衬静,把一个万籁俱寂的夜色,烘托得更加幽深。诗虽未写月,却自有一轮明月朗照;未写人,却有一个少女的倩影徘徊溪畔;未写情,却有一缕悲哀寂寞的情丝,从“夜弦”的曲调中轻轻流出,如泣如诉,萦回耳际。这种虚中见实、实中见虚的写法,笔墨精当,含蕴丰富,营造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
后两句抒情。主人公终于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那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心爱的人儿再也不会和自己共度美好快乐的时光。陪伴自己的只能是那漫长的凄风苦雨、度日如年的生活。这两句直言不讳地把这位徘徊于月下溪畔的女子内心的秘密,和盘托出。原来她是位失恋的女子,曾有过幸福的爱情,而此时,“佳期”却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这位多情女子还像过去一样热恋着爱人。在枫叶如醉、碧溪夜月的环境中,她徘徊着,回忆着,祈望着,等待着,从原野来到溪边,从白天直至深夜。可是,物是人非,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佳期不可再”,寥寥五字,把这位满怀希望的女子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她想:“今后的生活又将如何呢?”回答是:“风雨杳如年。”风雨如晦,度日如年,未来的日子是渺茫、悲凉、凄迷的。如果把这里的“风雨”理解为社会“风雨”的话,那么这诗所写的爱情悲剧,就具有更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了。
这首诗语短情深,措辞委婉而造语清丽。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的意象,渲染了一种迷离愁苦的诗境。诗中以景衬情,情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