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诗人将归东川临离长安时，眺望秦川之作，它以明净的色调，简洁的笔触，描绘出长安一带山川明净而阔朗的秋天景色。由“望”字入手，描述了长安附近，渭河平原一带，秋风萧瑟、凄凉寥落的景象。前四句描写的景物明净、壮丽，体现了作者对京城生活的留恋与不舍之情；后四句描写的景物萧条、清冷，体现了作者去官途中的怅惘和凄凉之情。全诗写景细致，笔墨简淡，线条清晰，情景交融，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清晨，遥望辽阔的秦川大地，太阳刚刚从东面苍凉的峰峦间隙中显露出来，照得长安、渭水一片苍翠。一个“迥”字，将渭河平原的辽远开阔，准确地表现了出来。红日东升，本是极其绚丽多彩的景色，但是由于诗人的心境不佳，这美景也随着萧瑟的秋风显得肃穆苍凉。
太阳升起来了，将大地照得十分清洁、明净，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远处山葱草翠，近处渭水泛波。那蜿蜒起伏、逶迤连绵的城阙正是帝都长安。这“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句中的“净”字和“重”字，将长安城周围的庄重肃穆，秋色的苍劲凄清，传神地点染出来。
接着，诗人进一步渲染秋的悲凉气氛，“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五陵”， 指长安城北、东北、西北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长陵（高祖刘邦）、安陵（惠帝刘盈）、阳陵（景帝刘启）、茂陵（武帝刘彻）、平陵（昭帝刘弗陵）。汉代豪门贵族曾聚居于此。这两句是说，帝都附近，家家有竹，秋风袭来，竹摇叶动，萧萧飒飒，五陵松柏，蓊郁苍翠，微风吹动，松涛声响，更给长安增添了几分寒意。
前面的诗句在着意渲染气氛，结尾两句则是要说明写此诗的原意。诗人“望秦川”是因为“客有归欤叹，凄其霜露浓”。诗人才华出众，为时人所推重，四十五岁中进士后，只任过新乡县尉那样的小官，而且长期不得升迁，而现在就要返乡，诗人郁郁不得志而有“归欤”之叹。“客”是作者自指，因为当时在外作官是作客他乡，辞官回乡叫“归”。“凄其”就是凄然，心情悲凉的样子。“霜露浓”是比喻官场上不得志，就像是遭受风霜雨露那样，萎靡不振失去生机。尾联是全诗的主旨，表明了作者辞官归隐的决心。
这首抒情诗，对秋景的描述极为生动细致的，它不但用悲凉的气氛烘托了诗人的心境，而且将秦川大地的秋色呈献在读者面前，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情景交融的诗篇。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