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这两首诗题中所说的“栖禅”，是惠州的一座山。诗写作者游栖禅山暮归时的所见景物。
第一首起句写岭南春天特有的气侯景象：刚下过一阵雨，天色明亮了一些；但旋即又阴云漠漠，在酝酿着另一阵雨。这变幻不定、时雨时停、时明时暗的天容和欲下未下的雨意，只用一个白描句子，便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字是个句眼，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意的痕迹。
次句“春归处处青”，由天容写到野色。“归”既可指归去，也可指归来，这里用后一义，传出喜悦之情；缀以“处处青”三字，欢欣之情更溢于言表。作者《春归》说：“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所至”句亦即“春归处处青”的意思。不过《春归》诗强调春风的作用，该篇则泛言春归绿遍，暗示这种时下时停的春雨有滋润万物的作用。
第三句“山深失小寺”，正面点到栖禅山。句中“小寺”，即栖禅寺。题中说“暮归”，则栖禅寺在白天游览过程中已经去过，这里说“失小寺”，是暮归回望时，因为山峦重叠，暮霭朦胧，已不复见日间所游的小寺。山深，寺小，故用“失”字表达。这里透出了诗人对日间所历胜景的留恋，也隐约流露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意绪。
末句“湖尽得孤亭”，与上一句相对。上句是回望所见，下句是前行所遇。湖，指惠州丰湖，在城西，栖禅山即在丰湖之上。诗人在暮归途中，信步走到丰湖尽头，忽然发现有一座孤亭，感到很喜悦。三四两句，一方面是恍然若失，一方面却是欣然而遇，这中间贯串着诗人的“暮归”行程。
第二首起句“春着湖烟腻”，紧承组诗第一首结尾，仍写丰湖。春天来了，湖上缭绕着一层带有浓重湿意的烟霭，给人一种化不开的粘腻之感。句末的“腻”字固然是刻意锤炼，表现了春日南方卑湿之地的烟雨迷蒙，“着”字也同样是着意经营。春天，仿佛将它的灵魂与生命附着于湖烟之上，使湖烟也变得粘腻了。
次句“晴摇野水光”，写田野上的水流或湖塘在春天晴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摇曳不定。“摇”字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透出诗人的一份愉悦感。诗人的心，如同也在随着水光摇动。
“草青仍过雨”，第三句又回到天气的变幻。草色青绿，一片春意，而时停时下的雨在行程中又掠过了一阵。经过雨的清洗，草色显得更青了。
“山紫更斜阳”，傍晚时分，烟霭凝聚，山色显得青紫，紫由返照而来，王勃《滕王阁序》有“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可与此参证。雨后斜阳的返照，使暮山更增添了妩媚和色泽。“更”字与上句“仍”字相应，突出斜阳的作用，用斜阳作衬托，增加了色彩的变化。
这四句诗，每句如一幅独立的图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栖禅暮景图。诗人巧妙地把实景湖、水、草、山与季节、天气、时间结合在一起，主体与背景安排得分外和谐。在具体写景时，不是就景写景，而是尽力通过客观景物与感觉相结合来描述，烟雾湿腻，水光闪耀，草色青翠如滴，暮山紫色浓厚，山中的景观与诗人浏览时的情趣一起展现，引发读者去感受，去想象。
诗全首用对，工稳自然。前两句，使用动词“着”与“摇”字，使景物与节令、天气关联，让无情的景物带有主动的情感。后两句使用“仍”、“更”两个副词，作进一层描写，使形象更为鲜明。对实词的锤炼也同样令人瞩目。首句的“腻”字，写出南方春天雨后，日光照耀下烟雾迷濛的情况，给人以化不开的黏腻潮湿的感觉。末句的“紫”字也很见观察得细致。傍晚时烟气凝聚，远山在斜阳照射下，呈现出青紫色，这一形象，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几乎相同。
色彩和谐也是此诗一大特色。诗不仅在后两句用了“青”、“紫”两个颜色字，前两句的“湖烟”、“野水”也隐含色彩。这样，既有大块的颜色，又有小块的颜色，层次分明，深浅相间，与诗所写的春、晴、暮三点丝丝入扣，妙手绘出山野的独特景色。
这两首诗，前首由天气写到山容湖景，后首由湖景写到变幻的天气和绿野紫山。“暮归”是所写景物的贯串线索。两首在写法上偏于实写刻画，与唐代绝句多空灵蕴籍不同。两首诗均用对起对结格式，一句一景。表面上各自独立，不相连属，实际上所写景物不但为春日所共有，而且带有岭南地区春天晴雨变幻以及“暮归”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征。因此，尽管各个画面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与联系，但这些图景给读者总的感受是统一的。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岭南春归时烟腻水摇、草青山紫的美好春色，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此的喜悦之情。这种以刻画实境为主、一句一景、似离实合的写景手法，在杜甫入蜀后的不少绝句中可以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