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罗隐的咏物诗“切于物”而“不粘于物”，往往别出心裁，独具寓意，讽刺深峻犀利又耐人寻味。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罗隐正是在对物象深入细致的观察基础之上，对所咏之物融进他强烈的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慨，刺时讽世使得其能在晚唐诗坛脱颖而出。《蜂》通过吟咏蜜蜂采花酿蜜供人享用这一自然现象，表现了他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前两句写蜜蜂的生存状态，在山花烂漫间不停穿梭、劳作，广阔的领地给了它们相当大的施展本领的空间。“不论”“无限”，蜜蜂在辛勤劳动中“占尽风光”，简单写来看似平平无奇，纯行直白，几乎是欣赏、夸赞的口吻，实则是匠心独运，先扬后抑，为下文的议论做出了铺垫。
后两句紧乘“蜜蜂”这一意象，把它象征的“劳动者”意象加以引申、扩大，发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一声叹息。同时也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已采的百花酿成蜜，辛辛苦苦的劳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话锋一转，这般辛劳到底又是为了谁呢？在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里，为的正是那些不劳而获、占据高位、手握重权的剥削者，此中的讽意不言而明。诗人以反诘的语气控诉了那些沉迷利禄之人，感喟良久之余不禁又对广大的劳苦人民产生了矜惜怜悯之情，从另一个侧面对这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平现实加以嘲讽和鞭笞，在为劳动人民鸣冤叫屈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久沉下僚、大志难伸的境遇予以反省，表达对唐末朋党倾轧、宦官专权、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更深的痛恨之情。
蜂与蝶在诗人词客笔下，成为风韵的象征。然而小蜜蜂毕竟与花蝴蝶不同，它是为酿蜜而劳苦一生，贡献甚多而享受甚少。诗人罗隐着眼于这一点，写出这样一则寄慨遥深的诗的“动物故事”。仅其命意就令人耳目一新。此诗艺术表现上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欲夺故予，反跌有力。此诗寄意集中在末二句的感叹上，慨蜜蜂一生经营，除“辛苦而外并无所有。然而前两句却用几乎是矜夸的口吻，说无论是平原田野还是崇山峻岭，凡是鲜花盛开的地方，都是蜜蜂的领域。这里作者运用极度的副词、形容词——“不论”、“无限”、“尽”等等，和无条件句式，极称蜜蜂“占尽风光”，似与题旨矛盾。其实这只是正言欲反、欲夺故予的手法，为末二句作势。俗话说：抬得高，跌得重。所以末二句对前二句反跌一笔，说蜂采花成蜜，不知究属谁有，将“尽占”二字一扫而空，表达效果就更强。
二、叙述反诘，唱叹有情。此诗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但议论并未明确发出，而运用反诘语气道之。前二句主叙，后二句主议。后二句中又是三句主叙，四句主议。“采得百花”已示“辛苦”之意，“成蜜”二字已具“甜”意。但由于主叙主议不同，末二句有反复之意而无重复之感。本来反诘句的意思只是：为谁甜蜜而自甘辛苦呢？却分成两问：“为谁辛苦”？“为谁甜”？亦反复而不重复。言下辛苦归自己、甜蜜属别人之意甚显。而反复咏叹，使人觉感慨无穷。诗人怜惜之意可掬。
三、寓意遥深，可以两解。此诗抓住蜜蜂特点，不做作，不雕绘，不尚词藻，虽平浅而有思致，使读者能从这则“动物故事”中若有所悟，觉得其中寄有人生感喟。有人说此诗实乃叹世人之劳心于利禄者；有人则认为是借蜜蜂歌颂辛勤的劳动者，而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以无情讽嘲。两种解会似相龃龉，其实皆允。因为“寓言”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为某种说教而设喻，寓意较浅显而确定；另一种是作者怀着浓厚感情观物，使物著上人的色彩，其中也能引出教训，但“寓意”就不那么肤浅和确定。如此诗，大抵作者从蜂的“故事”看到那时苦辛人生的影子，但他只把“故事”写下来，不直接说教或具体比附，创造的形象也就具有较大灵活性。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意义的辛苦人生，与蜂相似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终朝聚敛苦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一种是“运锄耕劚侵星起”而“到头禾黍属他人”。这就使得读者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作不同的理解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劳动光荣成为普遍观念，“蜂”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德的象征，人们在读罗隐这诗的时候，自然更多地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