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此诗前两句“欲逐将军取右贤，沙场走马向居延”，热情鼓励友人从军，杀敌立功，写得很有气势，表现了昂扬向上的情调。这些豪迈激昂、慷慨雄壮的诗句，极具浪漫色彩，颇为震撼人心，既是对边塞将士的高度赞颂，也是诗人进取精神的生动体现。后两句“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则把笔锋一转，写塞外萧索悲凉的景象所引起的思乡愁情。其中“孤城”“落日”两个意象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一片雄阔的景象，同时也描绘出边地的荒凉。其意境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甚为相似，充分体现了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
全诗这种突转笔锋的写法看似突兀，但作者把从军者立功边塞和思乡怀归这两种特有的心理统一在这首小诗里，用笔凝练，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给人以一种悲壮的美感。
作者于乾道八年（1172）冬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次年春过此并填写了此词。
上片落笔先写清江水流风高浪急，赣江之水，滚滚东流，千古不变，巨大的波涛声如席卷地，翻腾的波浪又如涌起重叠的房屋，江水浩渺，无边无际，十丈高的危樯，也承受不了张开的帆腹。由于夜来春雨，水势增大，水位增高，风向刚定，便命击鼓开船。此时，风急浪高船快如飞，就如当年出使金国追想大禹业绩横渡黄河一样，令人振奋。顺风急驶，作者心情轻快。与客人痛饮船上，填词佐酒，意气洋洋，潇洒风流。但表面上的轻松难以掩饰他心中沉积的愤懑，览物之情带来的开怀，无法替代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悲愤，作者只有借酒浇愁，以释胸中苦痛。
下片起首四句用祖逖击楫和刘备抚髀感叹的典故表达自己满腔爱国热情和收复失地的希望都已化为烟云的悲哀。因与朝廷政见不合，受到冷落外放为地方官，无法实现理想，他看透了一切，并表示不以此为意，不管把自己放到南方或北方，不管能否建功立业，一切都无所谓，不在乎，唯有与友人举杯同饮，才最为快乐。以下写他的豪纵行为，吃着新鲜的菜蔬美味，听着美妙的音乐，何等的惬怀。此时此刻他感到，人间还有什么事情比把酒尊前、开怀畅饮更令人高兴呢？作者这些话看似旷达不羁，实则悲恸难抑，他把报国无路和理想成空的失意都化作一腔激愤，貌似豪爽，实为悲哀。全篇用典丰富而贴切自然，写景壮阔，情感激荡。
这是一首中秋之夜抒怀的词。
此词起笔泛言中秋美景良辰，素月扬辉，正是赏月的好时节。接写有心赏月而不得的惋惜、无奈之情。过片四句逆挽，以超旷的态度消解无月可赏的憾恨。再由昨夜桂月堪赏，而幻想冲出云幕，登高赏月，与客从容陪伴，共酬佳节。末二句由不能赏月联想到主和派清谈误国，寄寓壮志难酬的悲苦。全词在艺术上借题发挥，因景写情，情景交融，描写议论合为一体，笔致婉曲，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词的上片因景抒恨。开头两句泛写中秋节给人的美好感受。中秋古称团圆节，良辰美景，花好月圆，家人团聚是很重要的。但中秋毕竟是赏月的好日子，风月可人尤为重要，强调了中秋赏月的必要性。接下去两句写可能性。词人使用“况”字把意思推进一层，言何况中秋节是秋天的节日，是时万里无云，天朗气清，素月扬辉，正是赏月的好时节。这是虚写，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无月可赏做了很好的铺垫。“着意”二句写无月可赏的惋惜。词人登楼望月，月亮却被云幕遮蔽，心头不免有失望之情。前一句写有心赏月，以见其兴趣之高；后一句写云幕遮月，使其不能“瞻玉兔”，写失望之甚。两相对比，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倩飞廉”二句写不得赏月的无奈。词人想请风伯特地为他把云彩吹开，以便赏月，可又找不到人去给风伯说说，虽有心赏月却无可奈何，思想情绪便跌入了谷底。“凭谁说”一句，写出了缺乏知音的内心愁苦。
下片援理遣情。“弦与望”四句挽回一笔，言“月有阴晴圆缺”自古而然，并非今天才有，故可任凭它圆缺，不必太在意，以超旷的态度消释无月可赏的憾恨，使心情重新振作起来。接下去两句写昨日天气很好，月光明亮，桂月堪赏，令人羡慕。把欢快的情绪又推进一层。“安得”二句写词人的幻想。这两句用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同诸生共同玩月的典故，幻想冲出云幕，登高赏月，与客从容陪伴，共酬佳节，以浪漫主义手法，把节日的欢快推向高潮。“安得”二字中既有期望，又含失望，表明美好的愿望难以实现。结尾两句转笔收束，从理想回到现实，写幻想破灭后的愁苦。中秋无月已经足以让人忧愁，而当今那些主和派清谈误国，比这更让人忧愁。“愁如发”一句，用比喻写出内心愁苦之多。这里的“愁”，既有月被云遮之愁，也有缺少知音之愁。词人触景伤怀，寄寓了南归以来收复中原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悲愁。
文似看山不喜平，词人能把中秋不见月这样一个平常的自然景观，写得如此曲折，感慨万千，且以情结景，就使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其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心理，似悲而实旷；而此词则不同，虽然词人口头上说“弦与望，从圆缺”，其实内心深处并未摆脱愁苦，其根源恐怕不限于云幕遮月，而在云的背后似有更令其无法排解的愁苦，而借中秋以写之，故较之苏词更悲苦沉郁。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