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这首词的本事，序中已作了简单叙述。“曹溪驿”，其地不详。据词并序文意推测，当在今四川万县、忠县之间。“涪江”，此处当系“涪陵江”之省文，即贵州乌江下游，自四川涪陵县入长江，而非指源出四川松潘县、一名内江的那个涪江。词人舟过曹溪驿，曾折桃花一枝，乃至过忠县抵涪陵，花已零落殆尽。多情的词人乃将花瓣包裹起来，投入涪陵江中，并作此词送她们随波逐流漂向远方。
上片开头“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两句，以“水软”、“橹柔”、“草绿”、洲“芳”，从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多方面地写出了舟行水上之人所感受到的阳春美景。中间的一句“碧桃几树隐红楼”，则承上启下：承上，是把所写的春光点染得更为艳丽；启下，是通过推出这首词所要表述的主要对象——“碧桃”，引起“招入孤舟”、惹起“闲愁”、“掷与巴江”的后文。紧接着，过拍“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两句即写“折桃花”之事，而在运思遣辞上极意象之美。上句把桃花视作春山的一片芳魂；下句把折花插瓶、点缀船舱一事说成是招此春魂进入孤舟。这里有作者的一片绮思、无穷遐想，而从“孤舟”二字也透露出孤旅之情。
下片换头“乡梦不曾休”句中的首二字“乡梦”与上片末二字“孤舟”，彼此呼应，两相绾合。作者的家乡在长江下游，随着孤舟的入川，离家乡愈行愈远，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思却愈远愈切。而既然这一片乡思已难摆脱，何苦如此多情，又招一片春魂入舟？更何况春景难驻，春花易落，那曾为船舱生色的一枝桃花，早已化为一堆零落的花瓣。下面“惹甚闲愁”一句，既是自我诘问，也是自我嘲笑，似是感情上的了悟与解脱，其实寓藏着对尘缘的无穷牵挂，对身世的无穷怅惘，恰恰是未能忘情、谁能遣此的无可奈何之辞。接着，以“忠州过了又涪州”一句点明舟行已过忠县，又抵涪陵。忠县在三峡之西，涪陵又在忠县之西。这是对孤舟西行的如实叙说，也是对远离家乡的暗中感叹。结拍“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则写投花入江之事。“巴江”指词序中的“涪江”，涪陵在川东，川东是古巴国之地，故称；句意是祝愿这片片落红能朝着与自已旅程相反的方向，从涪江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东下，把一切乡愁春恨统统送归大海。最后更叮嘱其“切莫回头”，也就是说，切莫再留恋这布满感情陷阱、带来种种烦恼的人世间了。这一结句，余音袅袅，令人寻绎不尽。谭献称这首词“所感甚大”(《箧中词》)，正是指其所触发的这一对人生、对世事的感慨而言。
这首词写桃花，但在展示“碧桃几树”的同时，还展示树后隐有“红楼”一座，而红楼多用以指妇女所居。那么，花后是否尚有人在，或是否以花喻人？这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
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富于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
诗的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
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一开头就巧妙地把采莲少女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说女子的罗裙绿得像荷叶一样，不过是个普通的比喻；而这里写的是采莲少女，置身莲池，说荷叶与罗裙一色，那便是“本地风光”，是“赋”而不是“比”了，显得生动喜人，兼有素朴和美艳的风致。次句的芙蓉即荷花。说少女的脸庞红润艳丽如同出水的荷花，这样的比喻也不算新鲜。但“芙蓉向脸两边开”却又不单是比喻，而是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景：采莲少女的脸庞正掩映在盛开的荷花中间，看上去好象鲜艳的荷花正朝着少女的脸庞开放。把这两句联成一体，读者仿佛看到，在那一片绿荷红莲丛中，采莲少女的绿罗裙已经融入田田荷叶之中，几乎分不清孰为荷叶，孰为罗裙；而少女的脸庞则与鲜艳的荷花相互照映，人花难辨。让人感到，这些采莲女子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竟是荷花的精灵。这描写既具有真切的生活实感。
第三小分句“乱入池中看不见”，紧承前两句而来。乱入、杂入、混入之意。荷叶罗裙，芙蓉人面，本就恍若一体，难以分辨，只有在定晴细察时才勉强可辨；所以稍一错神，采莲少女又与绿荷红莲浑然为一，忽然不见踪影了。这一句所写的正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莫辨，是耶非耶的感觉，一种变幻莫测的惊奇与怅惘。这是通常所说“看花了眼”时常有的情形。然而，正当踟蹰怅惘、望而不见之际，莲塘中歌声四起，忽又恍然大悟，“看不见”的采莲女子仍在这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之中。“始觉有人来”要和“闻歌”联在一起体味。本已“不见”，忽而“闻歌”，方知“有人”；但人却又仍然掩映于荷叶荷花之中，故虽闻歌而不见她们的身姿面影。这真是所谓“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崔国辅《小长干曲》）了。这一描写，更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意趣和诗境的含蕴，令人宛见十亩莲塘，荷花盛开，菱歌四起的情景，和观望者闻歌神驰、伫立凝望的情状，而采莲少女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欢乐情绪也洋溢在这闻歌而不见人的荷塘之中。直到最后，作者仍不让画的主角明显出现在画面上，那目的，除了把她们作为美丽的大自然的化身之外，还因为这样描写，才能留下悠然不尽的情味。借助动词，展现采莲女在荷塘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人花难辨，花人同类的生动画面，表现出采莲女天真浪漫、朝气蓬勃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