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临别依依，行者与送行者，相互留恋，却终于分离。“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送别者为行人设宴饯行，两人别离依依，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尽，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捶鼓，犹言敲鼓，是开船的信号。船家已击鼓催行，而这一边却楼上把盏劝酒。“催”，见时间之难以再延。“高楼把酒留君住”,船家已经“催人”了，而这边还在把酒“留”人。为人饯行，按说应该先写“高楼把酒留君住”，之所以倒装，正是为了强调分离时的紧迫感。一”催“一“留”将“去"和"住”的矛盾突出出来了，并且带动全篇。“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行者欲去不忍，欲住不能，正左右为难之时，江水就快平潮了，“西江潮欲平”一语包含了无数未尽之言。这两句妙就妙在不直接说是去是留，而是通过江潮涨平的景象来说明答案。江潮涨满之时正是船家趁潮水开航的时候。
下片写别后的怀念。“知君何日同”，表现出难言的相思之情。“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这两句承上片“江潮”而来，说潮水有信，定时起落，而人一旦离去，两人便遥遥相隔再难相见。“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今日樽空而潮载君去，但未知潮水何日能复送君归来。这依然是情景和思忖结合。词中以回环往复的语言节奏，用来表现依依不舍、绵长深厚的“思致”。将送别之人心中的不舍之情和盘托出，尤为动人。
这是一首惜别词。作者词中以一推一挽之情劝住对方的眼泪，这种抒写伤离恨别心绪的表现手法，与宋词中写离别时常见的缠绵悱恻、肝肠痛断、难舍难分的情状有所不同。
这是杜甫赴好友严武家宴饮时同题之作。严武素与杜甫友善，字季鹰，华州华阴人，虽武夫，亦能诗，全唐诗中录存六首。他性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八岁时，因其父挺之不答其母，乃手刃父妾英。其父屡禁其习武。后以荫调太原府参军，累迁殿中侍御史。玄宗入蜀，（公元七五六年）擢谏议大夫。至德后，历剑南节度使，再为成都尹。以破吐蕃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杜甫最友善，镇剑南时，甫因避乱往依之。
全诗清新雅致，风格与作者一贯诗风有异。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描写了新发之竹，“半含”“才出”抓住了春笋蓬勃生长的典型过程。竹生长是看不见的，作者化静为动，用“含”，“出”把竹的生长过程写活了。
“色侵书帙晚”，竹的颜色绿得逼你的眼，绿色映照在书卷上，似乎是天色暗了下来，“阴过酒樽凉”，竹影摇曳，竹色青葱，晃动的竹影移过酒器，显得更加清凉了。颔联选取竹“色”给人的感受，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竹荫中，品着清凉的美酒。
“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细细的春雨把竹洗得一尘不染，微微的春风送来缕缕竹的清香。颈联继续从视觉和嗅觉来感触竹。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尾联作者展开想像，仿佛看到了高高的竹已经伸入云端，轻轻的拂动着。
本诗是一首应答之作，自然少不了对主人的一番赞颂，以竹盛赞了严郑公高洁的情操，杜甫虽然长严武十四岁，严武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作者后半生长期依赖严武接济，出语自然更加谦恭。不过本诗也值得称道，特别是“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与“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四句，后人单独辑录在一起，成了一首咏竹的绝佳之句。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诗里通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子的悲怆控诉，描叙了一个由于征集乡乒，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反映宋仁宗时期人民在兵役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另一首《田家语》是作于同一年的姊妹篇。
起笔两句入题：“汝坟贫家女，行哭声凄怆。”这个诗题《汝坟贫女》定得很有意义，《诗经·周南》中，就有一篇《汝坟》诗，“汝坟”，指汝河堤岸边上。那首诗，用一位妇女的口气描写乱世，说丈夫虽然供役在外，但父母离得很近，仍然有个依靠。这一篇取《汝坟》旧题，也用一位女子的口吻来描叙，但这位妇女的遭遇却更加悲惨。作者从她走着哭着的凄怆声音，引入下文悲酸的诉说。诗从第三句“自言有老父”到末句“生死将奈向”，全是贫女控诉的话语。这段话可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由“自言有老父”，至“幸愿相依傍”八句，诉说老父被迫应征的情况。前四句诉说家中孤苦，没有丁壮，老父年迈无依。郡吏征集弓手，强迫老父应征，县官虽知实情，却不敢违抗。后四句诉说老父被督遣上路，符令紧迫，不许稽留，老人只得拄着拐杖应役。在老父上路之时，贫女殷殷地嘱托同行的乡邻，恳求他们照顾年迈的父亲。按照当时诏书“三丁籍一”的规定，这家本不在征集之内，但是官吏们取媚上司，多方搜集丁口，以致超过兵役年龄的老人，也被搜索入役。《田家语》诗中所写的“搜素稚与艾，唯存跛无目”，与这里所说的情况相同。
第二小段由“适闻闾里归”至“僵死壤河上”四句，诉说老父出征之后，隔了一段时日，闾里有人从戍所回来。贫女前来问讯，怀疑她父亲还在勉强撑持，但回答的是她父亲已在寒雨中僵冻而死，露尸在壤河边上。
第三小段由“弱质无以托”至结尾句“生死将奈向”六句，叙说老父死后，贫女弱质，孤苦无依，老父的尸体运到村里，也无力安葬。只好捶胸痛哭，呼天抢地，悲痛自己是个女儿，不如男子，虽然活在世上，却没有什么用，就连自己是生是死，也不知如何了结。
全诗语言质朴，字字悲辛，纯用自诉口气，真挚感人。诗里写的，仅仅是在兵役中被折磨而死的一个实例，但这个事例，是成千成百事例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它道出了当年兵役过滥，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悲惨实况。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当时无辜的人民，未遭外患，先受内殃，所造成的社会悲剧是十分惨痛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