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这首词看来不过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赎回典当出去的皮裘，但从这件小事却透现出主人公曲折多变的心理。谭献称这首词“姿态横生”(《箧中词续》)，确是贴切的评语。词一开头，主人公懊悔万分的神态就呈现在眼前：“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将去”意为带去。为买酒，仍然在残春时节，皮裘就典当出去了。皮裘一去，似乎连豪情也一并带去了，从中可见主人公与皮裘的关系是何等深切，他对皮裘的情感是何等深厚!所以，他的懊丧心情并非是没有来由的。日月易过，光阴似梭，然“云烟过眼”倒是极其平常的事，引起主人公凄凉心境的是另外的原因：“怎奈天寒岁暮”。“云烟过眼”比喻日月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岁月流逝，眼看严寒又到，然而皮裘被典当于外，御寒无计.这是他的愁因。主人公窘态毕现，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悔而转愁，由愁进而想要设法解愁，于是痛下决心，要积聚起钱来，重新赎回皮裘。“待积取叉头”，“叉头”指钱。宋代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到自己初到黄州，担忧钱不敷用，每月初将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藏起画叉，以免钱用过头。每天用剩的钱还要积聚起来，招待宾客时用。“还尔绨袍故”，意为赎还原有的皮裘。“绨袍”本指棉袍，此指皮裘。随着皮裘赎回，主人公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愁心一扫而空，喜意油然而生。从“寒且住”的描写中，颇能见出主人公那略带沾沾自喜的神态。但刚觉心喜，却又心情陡变，转而“喜余又怒”了。为什么？“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子母”指本金和利息，“频权”意为不断变化。“细相”，仔细察看。“抖擞”意为抖动、抖刷。赎裘花的钱比原来多得多，而心爱的皮裘仔细一看，却已有些微蛀了。主人公喜而又怒，心中气愤和惆怅之情交织一起，心情极为繁杂。
下片紧承上片而下，主人公既怒于当铺的收藏不善，又痛惜于皮裘的受损坏，“铜斗熨”，皱折难以熨平，衣襟上酒渍仍在。词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皮裘写得富有生命和情感。主人公未负典当三年之约，皮裘赎回;皮裘向主人倾诉自己三年来的遭遇和离别之情。主人公的心境由对皮裘损坏的惋惜转为对皮裘被耽搁三年的悲叹：“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这句是用典。东汉蔡文姬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所掳，嫁于南匈奴左贤王多年，后曹操将她赎回。“凝睇”意为凝视。“毳幕毡庐”指匈奴族所住的毡帐。把将皮裘赎回比拟为蔡文姬归汉，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皮裘的深厚情感。全词结束时，主人公想到今后，心境又为之一变：“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花风”是指春风;“白袷”，白色夹衣。“青蚨”即钱，据《搜神记》载，钱能象青蚨虫一样地飞去又飞回。此时主人公的心情是深切担忧，怕春暖花开，夹衣做好，钱用完时，皮裘又要和他重新分手，他只好再带着痛惜之情写下送行词章。
这首词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赎裘之事，以曲折多变、摇曳生姿的心理描写见长。主人公由赎裘而产生回忆、联想，由赎裘而产生悔、愁、喜、怒、怅、惜、叹、忧等种种复杂情感，这些复杂情感随皮裘的命运而起伏变化。词作以一连串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描写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常常极妙地表现两种心态之间逐渐置换的渐变过程或突变过程。由懊悔而忧愁、由惆怅而惋惜、由惋惜而悲叹、由悲叹而担忧，这是渐渐变化。而由愁而喜、由喜而怒，这又是反差极强烈的心理突变。通过极为细小的赎裘情事，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种种心理状态，展示人物生活的某个侧面和某种性格，正表现了词人善于寄兴的特点。
前三句如实描写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登高可以望远。皇宫苑囿百姓无法进去的，其宅地之广大与建筑之豪华难以想见，但登高可以一目了然。诗人登山也一定看到了老百姓破烂、窄小、拥挤的平民窟，也一定看到了熙来攘往的商店街市，但这些同诗人要表达的主题无关，并且也不是诗人登高所见最突出的印象。因为这些景象不登高也可以看到，故诗人将这些省略不写，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描写登高望远所得的最强烈的印象：帝王最崔嵬的宫阙殿阁，贵族那如连云般的宅第苑囿。这朴实的描写，为下文抒发感叹作铺垫，或者说是诗人发生感叹的物质基础。
后两句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贵族的豪华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的血汗之上！为了修建这些宫殿、宅第、苑囿，要花费老百姓多少血汗啊！
《五噫歌》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是：（1）选材上，描写诗人登高所见最强烈的印象，突出主体，删除一切枝叶，非常凝练。（2）结构上，一句紧扣一句，一气呵成。先描写诗人动作：登山，登上高处再回头望（顾瞻），看见“宫阙崔嵬”，感叹“民之劬劳”。如同电影剪辑一样形象、直观、合乎逻辑。（3）语气上，每句结尾都用一个感叹词“兮”，每句终了，又有一个“噫”字停顿，表现出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满腹忧愤、无穷悲痛的感情，很有独创性。清代张玉彀在《古诗赏析》中评此诗：“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4）构思上，《五噫歌》即事兴情，并非拼凑字句作文章。何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写诗词有“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的情况。梁鸿由于出身家贫，亲自耕织，了解人民苦难，所以看到帝王“宫阙崔嵬”时“弗克自已”，想到人民的苦难，深刻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
此词的调名即是题目，写的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江城的风物。从既是郡城，又曾有越国宫殿等情况来看，自然写的是古会稽。前三句“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写的是江城的外景：一江碧水从城东流过，江面空阔，沙滩阵阵风起，好一派秀美、旷远的江郊景色。“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是对此城历史的回顾与沉思。越王勾践是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之一，他就曾在这里建都，可如今已不见痕迹，往日的宫殿一直上已是一片片红藕翠蘋了，这就点明了此城的显赫历史，增加了一个描写层次，无异于在它的背景上涂了一层古老苍凉的底色，丰富了江城的形象。当然作者的怀古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说任何雄图霸业、奕奕生光，都经不起时间的销蚀而云飞烟灭。尾三句“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集中描写最富江城特色的景观：登上临江的水楼，卷起帏帘，凭窗一望时，只见鱼跃浪翻，激起千片飞雪，一江雨雾，迷迷蒙蒙，蔚为壮观。尤其是此番景色是透过水；楼窗口而摄入眼帘的，更如一幅逼真的画卷，美不胜收。
此词仅三十五字，却把一个江城的风物描写得如此形神兼备，笔力实在不凡。究其奥妙，大约有三端：一是注意多侧面、多角度的描写。它先从远观角度写江郊景色，次一历史眼光看湖塘风光，再用特写镜头写水楼观涛。如此不仅层次清晰，而且颇富立体感。二是注意色彩的调配和多样。斑斓的鵁鶄、碧绿的江水与白色的沙滩构成一种清新淡远的色调；翠绿的蘋叶与鲜红的荷花相配，又以秾丽的色泽耀人眼目；浪花之如雪和水雨之蒙蒙又构成一种朦胧混茫的气象。三是注意景物的动态描写，如鵁鶄的起飞，碧水的东流，半滩风吹，浪花飞舞等等，这种动态景象，无疑赋予江城以勃勃的生机和飞动的气韵。在秾艳的牛峤词中，此词可谓独具一格。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