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写作此诗时作者已经被关押整整三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高官厚禄不能软服，牢狱苦难不能屈服。他衰鬓霜染，意志弥坚。牢房冰冷潮湿，饮食艰涩难咽，妻儿宫中服役，朝廷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令文天祥感受到人生末路穷途的困厄艰难。他用一支沉甸甸的笔，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就了这首悲而不屈的短诗。
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路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