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诗中的第一首写门前春水上涨，诗人见到水鸟活跃景象时产生的独特感受。用民歌的通俗语调，不拘形式，随口说出。“二月六夜春水生”，明确指出该年二月初六日夜为春水生成之日，表明所写乃是纪实，更显得真切自然。“门前小滩浑欲平”，用简洁的白描手法状春汛之景：水势大，草堂前的江滩几乎全被淹没了。“浑欲平”，隐含着诗人内心的惊叹。春水上涨，最高兴的自然是水鸟，他们活动的天地增大了，眼前更明亮了。诗人看着鸬鹚、鸂鶒欢欣活跃的情景，不禁神与物会，恍若成为它们中间的一员，和它们同样欣悦。然而，诗人又正话反说，劝水鸟们不要独自得意，“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这是诗人表露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
组诗中的第二首是写一夜间，春水暴涨了两尺高，溪水猛涨之势让人无法抵挡。这场气势浩大的涨水数日不退，令人心生忧虑。杜甫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诗人，情绪也难以长时间地保持兴奋。当春汛泛滥，威胁到他的草堂时，欣愉之情便变成了担忧。
在南市渡口，有人在卖船，作者也想买一艘系在篱笆旁边。然而囊中羞涩，只能空自担忧。跌落到这样不如意的现实中，短暂的兴奋转瞬即逝，心情也愈发沉重，愁苦也更加深切。这两句诗以口语的形式入诗，清浅活泼，富有生活实感。
《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这是一首拟古的思妇词，上片类似传统的春怨诗，只是一味的相思。下片的却是自怨自伤，没有报怨，只求一种自怜，采用比拟却能多少翻出一些新意来，其温柔敦厚处，尤令人怆然动容。该词的艺术特点不同与传统的春怨诗有情有怨，却只是一味温柔，一味的相思。可以看出王国维这词在内容上比传统春怨词更传统，但在写作方式上却不同于传统的春怨词的思春怨情，更多的是不同于传统的怨，而是自怜。
“金微”这个词，是唐人常用的。在一个古代闺中女子的眼里，那地方真是远在天边，只有梦魂才能到达，所以是“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闻说”征人的消息，马上就“梦向”其地，没有“不知何路向金微”的顾虑，也没有“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的忧惧，平淡的口气中令人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与征人相聚之渴望。
但纵然如此也还是来迟了一步，现在他的部队又开往辽西去了，辽西与金微远隔大漠，思妇的梦魂徒劳往返。而且，即使思妇的梦魂真能追上部队，也没有办法找到她的心上人。因为在那大军驻扎的地方，千千万万的营帐在月光下的阴影把沙漠都遮暗了，千千万万的战马嘶鸣淹没了梦魂微弱的呼唤。不管思妇有多么迫切的愿望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她的追寻也只能是徒劳的。
下片是这个女子失败后的慨叹。她说：你就像早开的梅花，我就像梅花的树叶，当我来到的时候你已经凋落，我们命里注定不能够同枝并蒂。我们知道，梅花和一般的花不同，它要到花谢了之后才生叶，所以梅花的花与叶是“可怜开谢不同时”。这对叶来说，当然是怨，但她怨的不是花不肯等待自己，也不是上天安排的不公，而是自己，是自己来得太晚了，是“漫长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这令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旧首先的“三纲五常”。词中这个女子，在经受了绝望的打击之后，对丈夫，对上天安排的命运，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怨念，而且把一切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可以说是“女德”的典范了。
然而，“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带给读者的，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天命和封建纲常的联想，它也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另外一种“感情的境界”：一个人付出千辛万苦去追求某种理想却终归不能够实现，但这种理想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