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中秋怀人诗。诗用赋体，平铺直叙。第一层八句，写对月思友。前四句交代时地，丝丝入扣；下四句写得很满，说老天照顾到人们赏月的爱好，久阴变晴，特地让月亮出现。第二层八句，把月色写得美，显出末层四句怀人的伤感。
全诗一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八句，借中秋对月直抒胸臆。开篇言“独坐”，造成一种“孤独”的氛围，与“中秋对月”形成强烈的对照，并自然地引出“心悠悠”——不见故人而产生的无限情思。接下去两句，扣住“中秋”和“松江亭”，进一步点出勾起思念之情的缘由：古往今来，人们都珍惜中秋之月，因为它象征着和亲人的团聚，更何况诗人“独坐”的吴江亭是友人张先所修治，并且亭上还留有另一位好友蔡襄的题词。可现在人去亭空，唯独诗人一个人坐在这里遥望着中秋之月。此时此景，大有“何事长向别时圆”之慨。诗人刚刚被逐出朝廷，远离世居的汴京，心绪难平。三四诗人并不愿意自溺于这种气氛中，笔锋一转，写出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时令、气候也善解人意，连绵的阴雨在中秋之夜停止了。不仅人间珍重这中秋佳月，上天亦对之怀有深意。这四句从表面看，是在庆幸中秋见月，实质上正反衬出诗人徒见明月，不见故人的伤感。以上八句以感慨、议论为主，以情真取胜。
第二层八句写中秋之月。头两句写明月渐升的情景：长空万里，天宇澄澈，一轮明月渐渐升起。寒光从空中直泻而下，仿佛水银在流动。接着写江、月互相辉映的景色。吴松江风平浪静，碧波万顷，江中映出了月亮的倒影，唯见上下一双玉璧浮沉辉映。这时的世界显得格外洁净，诗人觉得自己也在月光的照射下变得晶莹透明，可以看到自己的筋脉。而大江更是明净得可以见底，潜伏的鱼龙要担心无处藏身了（此句倒装，即“鱼龙忧”“无所遁”之意）。这奇异的景色，使诗人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仿佛离开人世，像海客乘上浮槎，到了天上，他担心会触上斗牛星座。这是十分奇特的想象。
这里对月亮的尽情描写，与前文所表现的感慨有逻辑上的联系。苏舜钦慷慨有大志，是庆历革新的健将，却受到诬陷，被迫远离亲朋好友，来到苏州隐居。他希望朝政有澄清之日。诗中对月光洞照力的赞美，正寄托了这种理想。而对仙境的向往，则表现了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最后四句，由写景再次转为抒怀。面对中秋佳景，诗人联想到自己悲凉的现状，虽有良宵美景，无奈孑然一身，远离亲朋，孤寂可悲。诗人辗转枕席，无法入眠，不觉到了天明。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这首诗，寄给远在中原的好友蔡襄，以寄托自已的思念之情。
后园里一双蝴蝶好端端地飞舞嬉戏，却被小姐吩咐丫鬟予以驱逐。蝴蝶永远搞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小姐，而读者对个中缘故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虽然小令只有短小的五句，仍使人感到清新有味。人们欣赏无名作者新奇大胆的构思，欣赏作品柔媚的民歌风调。
起首两句是对事件背景的交代，“姐儿十六七”、“一双胡蝶戏”，纯用口语，质直无华，带有典型的小调风味。三、四句作小姐的特写。“香肩”、“玉指”、“粉墙”、“珠泪”，在民歌说来已是一种雅化，然而又与文人炼字琢词的求雅不同，使用的是一些近于套语的习用书面语，类似于说唱文学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等的水平，故仍体现出俚曲“文而不文”的特色。末句则沟通并表出“姐儿”与“胡蝶”两者的联系。五句三层，各层次各自独立形成一幅画面，合在一起，却成了一段情节有趣、动感十足的小剧。
本篇题称“咏所见”，当然生活中不至于存在神经如此脆弱的女子。但小曲确实让读者有所见，且对这位十六七岁“姐儿”在爱情婚姻上不能顺遂的遭际产生同情，这正说明了作品新巧构思的成功。又全曲五句纯用白描，不作半分解释和评论，这种意在言外的含蓄，也是令人过目难忘的。
利用“一双胡蝶”来作闺中女子怀春伤情的文章，在散曲中并非仅见。清代曲家潘曾莹有一首《清江引》：“墙角一枝花弄暝，庭院添凄迥。黄昏深闭门，红褪燕脂冷。飘来一双胡蝶影。”把一名未出场的独居女子的孤牺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比较，也可发现民间散曲与文人散曲，在率意与刻意的祈向上的不同。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