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描写了遭战火洗劫后江边江面荒凉破败的景象。
在这首诗描绘的画面中有两组镜头：一是兵火过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的穷村；一是拂晓之时，在残月余辉笼罩之下无人争渡的冷清的江面。诗一开始便点出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火”。“有余烬“三字，说明这场“兵火”刚刚烧过。这首诗的第二句具体的表现了兵火烧过之后的景象，兵火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平时，村落虽然贫穷，但不会只有“数家”。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无数人流离失所，逃往他乡，“贫村”才剩下了“数家”，是战争造的罪孽。一个“才”字表现了诗人痛恨战争的感情，也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深重的程度。这首诗的第二组镜头境界开阔，但情调凄凉悲苦。平时，一在拂晓之时，江面上是百舸争流，游人争渡的景象，而此时，在兵火过后，江面上没有了“争渡”的情景，只有那兵火无法烧到的“残月”落向那兵火烧不着“寒沙”。这些描写，蕴含着人民的苦难，深寓着诗人的感情。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由两组画面烘托出凄清冷寂的意境。反战的主题，诗人对此争及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语言通顺流畅，短短四句小诗，描绘出众多的形象，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
这首词是拟写闺情之作，全篇以写景始而以情终，景中含情，情又衬景，因而被评为“金碧山水，一片空蒙。”（谭献《谭评词辨》）
上阕从春光写起。“六曲阑干”三句极力描写庭院的春日明媚风景。曲曲红阑，被绿茵扶疏的碧树所环绕；院中的杨柳随风摇摆，如丝如缕的柔条在夕阳的晚照中轻盈飞舞，好一派静谧、优美的景色。一个“偎”字，写出自然景物与人工景物的和谐、亲昵，一个“展”字，写尽了柳条的媚态，词的意境，就在这柔和、清雅的景物中被烘托出。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三句写帘内景。“谁把”两句从听觉写起，在这寂静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琮琮的筝声，闺中安栖的燕子，被筝声惊起，双双穿帘飞去了，词人把这些情景都写得优美、精致，用笔非常细腻，有力地表现出春光的明媚，给读者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发出丰富的情境联想。筝声之后并没有揭起垂下的帘幕，露出弹筝之人，却转写燕子穿帘双飞，以衬托弹筝者的孤独寂寞，了无知音，幽思难托。
上阕中词人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先写筝鸣声之凄婉，再写成双的海燕穿帘而去，所见所闻，勾起词人隐隐的孤独与惆怅之感，为下文进一步抒情做铺垫。
下片抒伤春之情。首三句写词人所见：游丝、落絮、红杏花，这些景物的描写，暗示春之将逝。依旧由景开始，但是“满眼”一词已经凸现了人的出现，是从闺中人的视线和心情来看景了。“游丝”和“落絮”都是经典的春愁缭乱、幽思绵绵的意象，“满”和“兼”字更说明了一种无聊、无奈的心情。这是突然降下的一阵清明雨，打得院中杏花零落。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结末写女主人公因梦醒而引起的恼莺情绪。“乱”字暗示了闺中之人的心情烦乱。至于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好梦”，词人没有说明，却更耐人寻味。浓睡好梦，欢情片刻，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会的恋人来讲，也是聊慰其相思饥渴的方式。然而哪怕这样短暂的好梦，也偏偏被莺语惊扰，可见无论是明媚亮丽的春色，还是落花沽絮的雨景，全都成了激惹她阵阵愁绪的触媒。
整首词诗人由写景始，由写人终。写景抓住春天的特指，但有富于变化，在变化中蕴含了作者的情感，写人先写人物的行动，把细筝移玉柱，但穿帘双燕却勾起了主人公无限的伤感，成为全词感情转折的基点。再写人物的心理，“惊残好梦无寻处”，直接抒发主人公内心的伤感。整首词写景与写人相互交融，通过穿帘的双燕，乱语的“黄莺”、“游丝”、“落絮”“清明雨”，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步步呈现，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统一，但又含而不露，堪称“金碧山水，一片空蒙。”全词在艺术风格上语言明丽，用意婉曲。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