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奴儿慢·春日》是黄景仁 的名作，被选入代表“常州词派”风格的《词选·附录》，并列于卷首。但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却持异议：“冠以仲则一首，殊可不必。……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绝之作。”倒是谭献在《复堂词话》中对此词颇为赞赏:“春光渐老，诵黄仲则词‘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不禁黯然！初月侵帘，逡巡徐步，遂出南门旷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谭献是主张对于词“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因此，他主要引此词开头几句，体会其惜春之情，联想到要与古人“把臂入林”……至于对这首词究应如何理解、鉴赏，我们不妨作进一步探讨。
词题是“春日”，因此断为“惋惜春光迅速流逝之作”(见《金元明清词选》)当然未始不可。但反复吟味，似乎于一般的“惜春”之外，还含有独特的意蕴，不如说是借春色、写小桃，来惜往日、抒爱情的。
上片开头写春日登楼，目的显然是要观赏春色。正因为是“日日”登临，这才能够观察到、感知到“一换一番”景色。惜春之意，已在其中。“者(这)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这是反用《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作翻案文章。“似卷如流”是承上句“一换一番”，极言其快——谁说是“迟迟”呢？这就满含伤春之情了。接着具体描写:“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把江南的春天的田野风光，点染得十分真切、生动，表现新颖、独特。再下来就象是电影的特写镜头转移到“颓墙左侧”的一树小桃。她开了，开得美，开得寂寞，“没个人知”。知道的，只有那“日日登楼”的多情的词人。以上一路写来，景中有情，景中有事，比起一般伤春之作更富艺术魅力。
下片是写花？是写人？是写春？有点难以分解。也许是见花思人、借花惜春。词人在沉思，在回忆。他抚今追昔，象是幻觉，又象是“意识流”。他“徘徊花下”，这“花”显然就是那株“小桃”;“分明记得”就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五年时”，就是十五岁的时候(辛弃疾《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这里把春比作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是可以的)。那时，她(词人所热恋的一个姑娘)和他(词人)曾一起在花下徘徊。这是“有诗为证”的。词人曾在他的《绮怀》诗中写道:“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三五年时三五夜，可怜杯酒不曾消。”这是他的一次初恋，也是一场不幸的、难忘的爱情悲剧。“是何人、挑将竹泪，粘上空枝？”这是虚写，用象征手法。“竹泪”象征生死不渝的、深沉而痛苦的爱情(李白诗《远别离》:“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空枝”则暗示那小桃开了又谢了。这里不用“泪洒空枝”，而用一个“挑”字，一个“粘”字，极为新警，富有想象力和暗示性，就是说取来一掬千秋不灭的竹上之泪，滴上而且紧贴在那花朵凋零的小桃枝上。足见悲痛之深，相思之永。“何人”是谁？不言自喻。痛苦之极，不禁产生幻觉:低头一看，在那清莹的春池中不是映着——“浸”着她(那小桃，那姑娘，一而二，二而一)憔悴的影儿吗？这种描写，有些近于现代的电影手法，可称新颖、巧妙。最后三句，写春也归了，花也谢了，人也去了，别再勾起无穷无尽的相思了!这是异常沉痛的话，余味极为深长。“此间深处”是水中？是花外？是天上？是人间？可以不必深究。“伊”字指人，也指花，也指春。“莫惹相思”，一本作“莫学相思”，但以“惹”字为好。因为词人的相思之情，正是由登楼览景而被春色惹起的。这样就首尾呼应，一气呵成了。说不要相思，而相思之意倒更是绵绵无绝，感人至深。
黄景仁词集中有词二百余阕，风格比较多样。有伉爽悲凉的，也有俊秀婉丽的。《丑奴儿慢·春日》近于后一类。卢前借“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这两句形容黄景仁 诗风的话来评论他的“词才”，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如若要形容《春日》这一类的词，则似可用他的名句“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略改说是“晚霞一抹，影照春池”，其词境仿佛似之。
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