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
此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典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描写整个核舟，写了作者对核舟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艺术家王叔远技艺高超的赞叹以及对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赞美之情。
写作特色
此文通过白描的手法，详细而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他所得到的一个微雕作品——核舟，采用的是“总分总”的结构模式。
先是概括地介绍王叔远微雕技艺的“奇巧”以及他技术的全面，既是全文的总提，也为转入正题蓄势。文字虽短，作用却大，不可以没有。接着详细介绍核舟所表现的苏东坡赤壁泛舟的故事和意境，从全舟到局部，从船头到船尾，从陈设到人物，从容写来，层次分明，丝毫不乱。尤其注重细部的描写，如雕栏上的对联，船头人物的姿势和神态，舟子的动作，都写得生动如见，令人既佩服王叔远雕刻之神，又赞赏魏学洢观察之细。刻者与写者，可谓是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了。从描写看，王叔远不仅有高明的微雕技巧，而且很有见地。他表现东坡赤壁之游，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与加工。譬如雕栏上的对联，右边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出自苏东坡十月写的《后赤壁赋》，而左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则是苏东坡写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名句。虽然季节有点不对，但用以揭示东坡泛舟时的月夜之景，却有不容抹煞的作用。又譬如所刻船头的三人，神态逼真，直如图画，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东坡泛舟赤壁时，第一次只有一个客人，第二次有两个客人，均无姓名，并没有黄庭坚与佛印参加，现在王叔远把他们硬扯在一起，当然体现了他的思想寄托。大约是以佛印来体现东坡的禅味十足的空灵，而让黄庭坚这个挚友来安慰他的寂寞吧。
最后对核舟所作的总结性说明，为的是加深读者对微雕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之巨的印象，同时自然地过渡到作者的议论，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微雕作品的赞美。结尾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使文章如核舟一样，显得精细而完整，令人爱不释手。
此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句句都出自作者审视所得，毫无夸饰，逼真而又生动，画相结合的写法，不只貌似，而且传神。例如：写苏东坡与黄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令人不只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段，又是极细腻的文笔。写佛印是“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突出了这个出家人形象的特征，与读书人苏、黄神情不属。读罢令人有如同亲见“大苏泛赤壁”之感。
题目解说
“核舟”是一件微雕工艺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掌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它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本文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写，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它的整体形象。记是本文的文体，这里有描述的意味。
分段
第一层（第2至第4段）介绍舟的正面，这是显示雕刻家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的主要部分。又可分为三小层：
第一小层（第2段）先介绍“核舟”的体积，接着写舟的中间部分即船舱。其中，重点是介绍舱旁的小窗，它不仅可以开关，而且上面细；“启窗而观”，还有“雕栏相望”，更显出雕刻家构思的巧妙。
第二小层（第3段）介绍船头部分，写舟上游览者——苏轼、黄鲁直和佛印的外貌和神情。这一层对表现雕品的主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的介绍也最为详细。除了细致地写出人物的衣着、姿势而外，还着意描述了苏、黄二人泛舟时的心情。从“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山光水色的掩映之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而陶醉在画卷的美好意境里，这是何等豁达、放旷的胸襟！至于佛印的“矫首昂视”，则又给人一种洒脱不群的感觉。这就自然成为苏、黄二人神情的陪衬，使画面显得不单调。
第三小层（第4段）介绍船尾部分，写舟子的表情和动作。两个舟子的神情也“不属”：一个“若啸呼状”，很悠闲自在；一个“视端容寂”，是很专注的样子。这样来塑造舟子的形象，更有力地突出了“泛舟”的主题，也渲染了舟中轻松、愉悦的气氛，跟船头的情景互绍了题名和篆章，以“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再次显示了雕刻家的高超技艺。题名用黑色，篆章用红色，对照鲜明，于此可见雕刻家的细心。
最后总括全文，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
第一段总述。“奇巧”概括出雕刻工艺的特点
第二段分述。雕刻者刻的字暗示了核舟的主题。
第三段分述。三人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第四段分述。而舟子一个悠闲，一个专注
第五段总述。“灵巧”照应“奇巧”，核舟体积小，内容丰富赞叹核舟技艺巧夺天工（王叔远的精湛技术，构思巧妙）。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好的诗应当像醇酒，读后能令人陶醉。因此，要将散文的内容改用诗歌表现出来，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语言形式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艺术再创造。王维这首《桃源行》，正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与散文《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桃源行》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开拓诗的意境；而这种诗的意境，又主要通过一幅幅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艳丽的色调，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这里，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材料，化为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过渡性的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着读者的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山开”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使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想象便跟着进入了桃源，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高大的树木像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茂竹。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读者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诗的韵致、“酒”的醇味，也就蕴含其中了。接着，读者又可以想象到，渔人一步步进入这幅图画，开始见到了其中的人物。“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了桃源中人发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所感到服饰上的明显不同，隐括了散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中间十二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太阳，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着诗情画意，表现出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渔人，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使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闻”二句也是一幅形象的画面，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平明”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活跃多姿。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加快。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一口气抒写下来，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不疑”六句，在叙述过程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已不知在何处了。这时，只剩下了一片迷惘。最后四句，作为全诗的尾声，与开头遥相照应。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读者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将这首《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作比较，可以说二者都很出色，各有特点。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故事有头有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代得具体清楚。而这些，在诗中都没有具体写到，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意境中想象到。诗中展现的是一个个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想象、玩味那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
王维这首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现代的人多有非议。其实，诗中的“灵境”，也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它反映了王维青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理想，其主题思想，与散文《桃花源记》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可以说，是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在早年作品中的反映。此外，全诗三十二句，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平仄相间，转换有致。诗的笔力舒健，从容雅致，游刃有余，颇为后人称道。清代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王维）、韩退之（韩愈）、王介甫（王安石）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这“多少自在”四字，便是极高的评价。翁方纲也极口推崇说，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这正是结论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