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写成的乐府歌行。南朝梁殷芸《小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则神话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带有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思想遗毒。这首诗虽取材于此，但作者却是讴歌他们的深挚爱情，同情他们被迫分离；结尾又以“夜夜孤眠”不嫁人的嫦娥与之作比，似在暗示天地间较牛郎织女更为不幸的大有人在，足以启发人们深思。
全诗可分四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点明时令和鹊桥。“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西方之神“蓐收”开始行司秋令，北斗七星的斗柄已指向西方了。金风飒飒，银汉迢迢，星移斗转，这是多么迷人的夜空。这时“神官召集役灵鹊，直回天河云作桥”。神宫召集喜鹊，役使它们直回天河，云集为桥，以回织女与牛郎相会。这四句诗通过具有时令特征的景物和神话中的鹊桥显示七夕已到，为牛郎织女相会布置了环境，渲染了气氛。
“桥东”以下十二句为第二段，追溯牛郎织女唯七夕一相逢的原因。写了织女婚前、婚后和被谪归河东的全过程，内容与《小说》大致相同。但文辞流美，叙述宛转，富有情韵，远非《小说》可比。特别是增加了“绿鬓云鬟朝暮梳”一句，与充满着旷怨之情的“辛苦无欢容不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她“河西嫁得牵牛夫”，伉俪相得，极为如意的心情。她由“容不理”变为“朝暮梳”，是热爱男耕女织新生活的表现。诗人加上这一句，丰富了织女的形象，突出了她珍惜爱情、追求幸福的性格，使一个“得此良人”，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新嫁娘的身影跃然纸上，而那“贪欢”“废织纴”之说，已成了苍白无力的欲加之罪。
“别多”以下八句为第三段，写牛郎织女七夕乍会又离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能够相会，真是“别多会少”，但这是天帝的命令，无可奈何。如果是个忘情者，倒也罢了，却偏偏想起了从前夫唱妇随的无限恩爱，怎能不痛苦万分。他们匆匆相会，离愁别恨还未说完，可是“烛龙已驾随羲和”。神话传说中的烛龙（在北方无日处，目发巨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已随御日车之神羲和拉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年一度的七夕就这样消逝了。守在河边监视他们的天官严厉执行天帝的命令，不管她们“相见时难别亦难”，天刚亮便无情地催促织女踏上“鹊桥归路”。她心痛似绞，喷涌的泪水，化作了滂沱大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泪痕有尽愁无歇”，有尽的泪水又怎能冲洗掉无穷的离愁?这八句诗通过“恩爱多”与“别多会少”、“说不尽”与“烛龙已驾”、难割舍与灵官催发、泪有尽与“愁无歇”的矛盾，把织女内心的痛苦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切感人。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是对织女的劝慰之辞。大意是说，织女你不要悲叹，天地固然无情，但你与牛郎一年一度总会相见一次，比起“夜夜孤眠广寒殿”的嫦娥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天地之大，不仅只有嫦娥永久孤眠独宿，“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织夫词》）；“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施肩吾《古别离》）。人间羡慕织女的怨女真不知凡几，望夫石之多，亦是见证。诗人将嫦娥作为孤凄女子的化身，通过她与织女的对比，深化了主题。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不仅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场面，还追叙了织女婚前婚后的有关情节，展示了她心情变化的三个过程：嫁前“辛苦无欢容不理”；嫁后“绿鬓云鬟朝暮梳”；谪归“泪痕有尽愁无歇”。由怨而欢而悲，机声、玉指、愁容、欢态、叹息、眼泪都写到了。诗篇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她，使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血肉丰满的少女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这是这首诗超过同题材的一般诗词的地方，无怪乎《侯鲭录》云：“此歌东坡称之”。
这首诗四句一组，一组一意，通俗流畅，平淡自然，是诗人“满口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的创作主张的体现。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首句委婉地道出了诗人的悔恨之情，“中路因循我所长”。诗人从小聪慧伶俐，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一直勤奋苦读，也许会像大多数学子一样，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
这本是一条常规之路，可是李商隐因为才华出众，却被当时著名的文士令狐楚所欣赏，不仅教授其写作技巧，而且将他视为己出，在经济上也对义山一家给予照顾和资助。后来李商隐还凭借着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在仕途中走了捷径。
后来李商隐又得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赏识，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他。看似义山应该前途无量，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位晚唐才子在仕途中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起点。
诗人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古来才命两相妨”。自古红颜多薄命、文章憎命达，诗人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安分守己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参加科考，结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好。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诗人便告诫后世，“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作者化用了画蛇添足的故事，又将美好的生活比作“芳醪”，既劝慰人们不要弄巧成拙，又委婉地抒写了其悲戚和无奈之情。
诗人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体悟，明白了凡事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如古人所言，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很多时候欲速则不达，越是希望得到，反而越是难以企及。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语言朴实，道理深刻，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含悲，又充满理趣。开篇阐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后两句抒写议论，用典无痕、比喻恰当，读完更令人深思。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作于垂拱元年(685)诗人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司法参军途经巫峡时。诗人此次由太子詹事司直光崇文馆学士调出为梓州司法参军，是受从弟杨神让附徐敬业叛乱的牵连，带有贬谪的性质，因此心境郁悒，沿途写下的几首山水诗都有忧郁不平之气，而本诗是较典型地体现了作者当时的心灵活动的一篇。
全诗十六句，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写所见，后八句写所思。首四句总写巫峡的气势，先化用古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盛弘之《荆州记》)之意，叙述巫峡之长，然后通过对悬崖峭壁的描绘衬托巫峡之险：岩峦重叠一望无际，层层壁立的峭崖上摩云霄(苍苍，天色，出《庄子》)。三四两句用平视和仰视的角度展现了巫峡的幽深窅远和两岸峭壁的险峻。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曾这样描写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杨炯这里显然是受其影响的，但诗人并没停留在这一般的描绘上，从第五句开始，诗人对巫峡的险状进行了具体刻划。“绝壁岩天险”四句应是写一处具体的险要，它岩立江中，上面长满青苔，就是在夜里也看得很清楚。下面流急浪险，哪怕没风也波涛喷激，令人心惊。这是诗人夜中乘舟途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看来诗人不知其地名。难以称名指实，但这么一来，就使得它由实变虚，部分地超脱了现实，带上一种象征意义——与诗人的境遇相映衬，成为仕途凶险的象征。
诗人遭到政治上的打击，远贬殊方。此刻面对巫峡风波之险，自然就联想到仕途的凶险莫测，于是一连串的感触油然而生。从第九句开始，诗转入后半部的情绪抒写，与前面的景物描绘构成对称的格局。“忠信”四句承上用比喻表达自己的信念：只要自己光明磊落，恪守着以忠事君、以信处世的准则，象这样泛舟历险又有什么可忧惧?“砥柱”在河南三门峡，俗称三门山，黄河分流包山而过，是水流极险急之处。“吕梁”即吕梁山，在山西省西部，相传大禹治水曾闢吕梁洪通黄河。“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两句一言其险，一言其远，泛言可以行于四方，化险为夷。诗人由行舟所历的天险联想到宦途所遭人祸，就信笔借行舟为喻，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虚实之间，过渡巧妙自然，了无痕迹。至此为止，诗中的情调一直是开朗自信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然而诗人毕竟身处逆境，当走上贬谪之途的此际，怎么可能没有一丝伤感呢，尤其是自己遭贬纯属无故株及，自不免怨愤不平。“美人”两句就表达了这种情绪。古诗中美人常用来比喻理想或君主、友人，这里是比喻君王，而以灵芝自喻，两句意思说自己远离朝廷，空有忠贞和才干不能进用、报效。托词虽婉，心情却颇为激切，诗人对自己忠而见疏、怀才不用的遭际深觉不平，可是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情下，听到峡中凄厉哀绝的猿啸，他不由得一阵伤感，潸然泪下了。《水经注》载：“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在这里将典故与现实、环境与心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情景交融、联想丰富的艺术境界，读来令人对作者的遭遇产生深深的同情。
写山水而寄托自己的情思，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特色。在这样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不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而成为与作者的心境相感发相映衬的表现媒介。作者寄意于山水，是为了抒发情感，因此，诗中的景物描绘有时就不那么刻意求工。杨炯这首诗就是如此，它写景雄浑开阔而不求工细，为主体的情感活动构成了恰当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