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
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
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