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答谢中书书》是作者寄给谢徵谈山水之美的一封信笺。
全文结构巧妙，语言精奇。短短六十八字，即已集江南之美于一身，切切实实地道出了山川之自然美。
抓住江南山林的特征，用简洁空灵的笔墨来写，这是《答谢中书书》突出的优点。“高峰入云”的磅礴气势在北方也能看到，但在同一个景观里，又相伴着“清流见底”直视无碍的澄澈之美，在北方就难以见到。
写山林景色的瑰丽，作者只用了两组对偶句共十六个字，即“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已显得活脱精到，引人遐想。南宋人邓椿在他的《画继》里曾指出：“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山林的“神”（本质特征），高明的作家艺术家总有独特的感受。陶弘景以形写神，在他笔下茅山中一年到头“青林翠竹”已使人欣悦不置，更有谁领略过，在清流两岸壁立千仞的高峰之上，常年色彩变幻莫测。这奇幻瑰丽的色彩，当然是大自然奥秘的生命之彩，它的奇情壮采和迷离多变的性格，作者用“五色交辉”来形容，可谓恰到好处。而如果用工笔刻镂，即使做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也难免拖沓板滞，存形而略神。多种色彩奇妙的调谐而又变动不居，正是山林的逸趣神韵所在，然而这却是最难着笔之处。陶弘景用视觉形象和动感都很强的“五色交辉”四字来点染，自会引起读者对绚烂的山林形象的种种联想与记忆，在记忆里呈现的奇伟与色彩因人而异，具有无比的丰富性。这种能激起读者审美活动的活脱笔触，可称“字外之奇”（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陶弘景又是书法家，他与梁武帝萧衍讨论钟王书法的文字俱在（见萧衍《答陶弘景书》及陶弘景《与梁武帝启》），颇能显示他的艺术见解，这一点可存而不论。但陶弘景在书法艺术上讲究空间布白之美，和文学创作上用笔空灵是一致的。通过文字诱发读者的联想，虚实相生，形成字外的意境，让读者丰富的想象补充作者的艺术空白，正是此文成功之笔。
写了茅山中一年四时之美后，作者又用两组并列对偶句写一日之美。“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如果说写茅山一年四时之美是以静见动：静到能窥见大自然的奥秘，大自然生命之律动是通过“交辉”的色彩奉献给作家的，那么，茅山中一日之美则是以动见静：天刚麻麻亮，“晓雾将歇”，花叶上露珠还未照上太阳时，山林就开始了欢唱，“猿鸟乱鸣”。这“乱”字有声繁悦耳，使人迷惑，动人心魄的意思。而到了“夕日欲颓”、金乌西栖之后，鱼儿避开了“鹰嶙鹗视”的威胁，此际竞跃腾欢，尽情享受空气中弥漫的芳馨。总之，从早到晚，山林中正是由于猿的柔声啼唤，鸟的恣意鸣哄和鱼的欢腾竞跃而显得格外静谧幽美。
从结构上看，《答谢中书书》从富有审美意味的两句开头，接着有两个不同时空层次的描写，以静见动，以动见静，写出了茅山美的性灵。至此出声赞叹：“实是欲界之仙都！”就是应有之笔。接着以反接收束全篇，深憾于自谢灵运以来竟无人妙赏此佳山水，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文章虽短而含蕴不尽。
以骈文的主要特征来看，《答谢中书书》或许不是很严饬的。四四四四的句式对属虽工，但基本上不用典藻饰。音律上平节和仄节的交替，也不完全合律。但它好就好在骈散兼行，散文的疏宕流畅之美和骈文的整炼之美结合得很好。谋篇见巧思，用语清丽含蓄，诗化了意境。
《答谢中书书》一文，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清高思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黑暗的时期，因为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政局极度动荡，因此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旨图从自然美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而他们常在书信中描述山水，来表明自己之所好，并从而作为对友人的问候和安慰，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是却以其高超的艺术笔触，创作了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
上片写送别宴会上曲水流觞的场景。苏轼乐在曲水流杯的游戏中，把“无情流水”与“多情客”对照写来，显得饶有情味。接着将“流水”人格化，说流水劝我饮酒，苏轼和流水如同似曾相识一般。“杯行到手可不要推辞，这样的公道事是很难得的！”出语幽默，暗含着对世事的褒贬。苏轼还运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些现成的词语，“曲水池上”、“茂林修竹”，勾画出曲水流觞的场景，并多少透露出苏轼清雅脱俗的情怀。
下片转到写别情。“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这两句强化了送别宴会留给苏轼的美好的印象，以写歌女的肢体、表情和动作为承启的笔墨，写来像特写镜头一样鲜明。 “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这两句从歌女的声情侧面触及了离别之情，别责怪歌女唱出了呜呜咽咽的歌声，不要把离别当作一回事。“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胭。”这两句是专写杨绘，道出了送别的情由，以鸟的“翱翔”比喻人在仕途上的进取，以“玉堂金胭”点明杨绘入朝为翰林。“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写出了离别的惆怅，表达了苏轼真挚的友情。
该词是一首送别词，采用拟人、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怀古为赠别，反衬了苏轼与旧友相劝饮酒以及浓郁的情谊。苏轼凭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既描叙了儿女柔情，又有吊古追远之意，可谓词中有诗，这是苏轼词的一大特点。该词写出了一个送别词全新的境界，已超出了一般的送别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