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诗。诗的首联点出怀古之地；颔联用往昔的繁华，来突出今日的荒凉残败；颈联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尾联发出诘问，批判晚明统治者不能吸取六朝兴亡的深刻教训，致使国破家亡、重蹈历史覆辙。全诗言筒意深，蕴含丰富，寓情于景，真切动人。
首联运用“工对”之“地名对”起，既点出怀古之地，又写出南京形胜：“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地宫。”十个字对偶工稳精整，而景象又雄奇壮阔。一“开”一“抱”两个动词，用得也十分形象有力，极见炼字之功。两句诗把南京为帝王之都的山形地势，突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为下面进入怀古预先作了有力的铺垫。
“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颔联两句运用当句对比手法，把往昔“六朝”、“万井”同今日“春草”、“落花”加以对照，从而用往昔之繁华，来突出今日之荒凉残败，以见人世沧桑巨变，语极沉郁。“春草”、“落花”，形容现在城市之衰败残破，好像现在整个南京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野花飘零。过去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不胜繁华，而今日却残破不全，一种“过春风十里，尽麦青青”（《扬州慢·淮左名都》）的黍离之悲便油然而生。诗人写这种内心悲痛的感受，却又显得毫不粘滞，似乎是随意地把古之历史、当时城市人口情况，同现在的春草、落花并列在一起，而让对比鲜明的形象，自己来透露朝代兴废的瞬息万变。“六朝”、“万井”又有双重意义，暗中亦指南明，南明小朝廷亦建都南京。南京经清兵的掳掠烧杀后，已是满目疮痍，一派凋敝景象。十几年后，诗人到此，断垣残壁犹在，不禁悲慨万分，因而借用怀古之情以喻伤今之意。所以，这两句诗言虽少而意却多。
“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颈联两句推进一步，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乌衣巷是六朝繁华之象征，《玉树后庭花》曲是六朝亡国之象征。这里，乌衣用以代指南明时朝中之显贵，玉树则用以暗指南明福王朱由崧荒淫误国的丑行。福王朱由崧在清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思进取，纵情声色，选优排戏，完全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最后落得国破身亡，“临去秋波泪数行”（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下场。两句诗均有话外暗示之音：拜访旧时之显贵，现在人已无多；而过去笙歌迭唱的舞榭歌台，现已人去楼空，微微透露了南明小朝廷之覆亡。这一联中，诗人以“少”和“空”来概括“访旧”和“听歌”的结果，可见现在人事已非，用得十分准确贴切。尤其是“空”字，更显现出一种空虚渺茫之感。
古之六朝，今之南明，均遭到社稷倾覆、江山易主的惩罚，这使诗人不能不对这种历史悲剧疾首蹙额，怅恨不已，故诗人在尾联里，发出似乎不可理解的慨叹。“尽”字表示有亡国恨者不仅仅是六朝，也包含了南明。这两句既反映了诗人内心深沉的悲痛，也表现了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之情。
历朝历代都不乏咏秣陵之作，但大都以历史的旁观者身份进行创作。有的是总结教训，指出险不足恃，如刘禹锡《金陵怀古》诗：“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有的是叹息世事如梦，如韦庄《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此诗则不然。作为明室遗民，屈大均直接目睹和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一位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此，诗人不是把自己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以历史变迁中的受屈辱者的身份，写个人切肤之痛，故情真意切，感人良深。
此诗以写南京为帝王之都始，而以哀叹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的帝王覆亡终。其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把写景、怀古和抒情融为一体，而于怀古之中又暗藏伤今之绪，亦怀古亦伤今。无论是写景、叙事、抒情，均寓有深层的意蕴，却又浑然无迹，藏而不露，使诗增添了无限的情韵。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词的上片写“蛮烟”入境后，带给中国人的严重危害。开篇便以“玉粟余，金丝种后”分述“鸦片烟”（从唐代）入境后，后来（宋代）“吕宋烟”又传入中国的情况，所以第三句用“蕃航别有蛮烟”总上启下，是说以上两种毒品烟草都是通过外国商船传来的。下面接写吸鸦片的人“双管横陈”，烟枪不离手，横卧日夜抽，由“不知呼吸”到吸毒成瘾有“滋味”，最后成为“大烟鬼”，“爱挑灯、夜永如年”“对拥无眠”，不分昼夜地吸鸦片，这几句形象生动而真实绘画出“大烟鬼”的丑态，又带有几分幽默的讽刺和厌恶。所以上片的结句才说“最堪怜，是一泥丸，捐万缗钱”， “最堪怜”是总上吸毒人的恶果， “一泥丸”不仅毒害了千千万万人，还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损失大量的金银财宝。这就进一步指出了英商贩卖鸦片，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其结果是人亡财竭，其害无穷，所以禁烟势在必要。
词的下片写禁烟初捷的喜悦和对抗英充满胜利的信心。这片的起句以象征手法写“春雷歘”磅礴的气势。以春雷般的炮声，大炮轰破了零丁洋上英商的巢穴，显示了中国人民武装抗英禁烟的威力，打破了侵略者海市“蜃楼”的美梦，使英敌如一摊死灰，再无复燃之机。词人用一“笑”字，表现了谈笑破敌的豪壮风采和蔑视敌寇、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同时又用“收向天边”写出英舰仓皇溃逃的狼狈情景。最后即事抒怀，慷慨陈词，词人认为，只要保住海防，就可以使我国沿海保持一片“似镜长圆”的澄波，不必派使臣远渡重洋去和英帝谈判，并告诫人们不可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以生动而诙谐的笔调，写出抽鸦片烟人们的可笑、可怜的怪态，以形象代替说理，可谓深入浅出。下片以雄健蒙肆的笔调，写出抗英胜利的喜悦，又是通过象征手法写意境陈出，又耐人琢磨。全词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真实地反映了词人查禁鸦片、抗英御侮的昂扬斗志和胜利信心。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