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是诗人《渔父歌》五首的姊妹篇，作者以“南溪老人”来比喻自己，通过写渔父的悠闲垂钓的生活，来暗喻作者自己此时的闲隐生活。此诗表达出作者淡泊、澄洁的高远情志。
“八月九月芦花飞，南谿老人重钓归”两句是说秋高气爽，扁舟垂纶的的老渔父伴着夕阳的余晖划舟而归，晚风悠悠，芦花飘飘，溪水清清，波光粼粼。
“秋山入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是说临岸系舟，举目远望，翠色怡人，满山的青草绿树像洗染过一样，散发着浓浓的绿意。白云翩翩然点染在秋日的蓝天上，映照着横在水面上的野艇，更增加了几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然情趣，那是一种委运任化，悠然自得的生命意识。诗人取景不惑，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秋溪摆钓图，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轻灵的气息。作者采用由远至近的审美视角，秋山、野艇的仰视之间流淌着“脆滴滴”“云依依”的生命色彩，充彻着一种虚静的宇宙意识。
“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景物的转换深处是归家路途的缓缓延伸，弯弯曲曲的小径，踏着秋日的余晖，手把钓竿的老渔父正在悠闲地拢梳着那满头稀疏的白发，路在脚下徐徐延伸。老人脸上微微的笑意，那是洗尽尘滓，超然世外的满足感，诗人运用绘画的艺术手法，描绘出包孕性的瞬间。
“闲梳鹤发对斜晖”则是完美地传递出老渔父自在悠闲的心理状态。“小径”颇有象征意味，不妨看作是一条自然出世的桃源路。
尾句“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是非。”诗人认为四皓未绝尘俗，舍却隐居生活的安逸，卷入宫廷废立的纷争，不免多管闲事。此处议论，运用典故，顺景延情，文理自然，意到笔随，并将作者的人生观鲜明的表达出来。李德裕称张志和“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不穷不达，其严光之比”（《玄真子渔歌记》）。
《渔父》的尾联正是他人生观最恰当的注解。“古来闲着，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夫词》），张志和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塑造了林泉高致的“渔父”形象，并运用富有感受力的艺术心灵捕捉贴切的审美意识：芦花、秋山、白云、野艇、斜晖……无不流淌着诗人对高蹈超逸的隐居生活的热爱之情。理想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暗含着一种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潜在肯定，以及对时代隐隐的不满、失望之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落寞的中唐时代赋予了性好道学的张志和更多出世的生命情怀，促使他吟唱出了一曲曲美丽的“渔夫”之歌。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奴隶们心底隐藏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因为作者是从奴隶的身世遭际出发，抒发对于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作用，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自衣裳。颠之自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自裳衣。颠之自之，自公令之。” 诗人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具体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巧妙地抓住一瞬间出现的难堪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酣睡之际，突然响起了公家监工的吆喝声，催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打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黑暗中东抓西摸，手忙脚乱，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时间，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催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以致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上下衣裳颠自穿了。按理说，上下衣裳的区别是很大的，能够穿颠自了，不光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乏的身子包括疲乏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幽默好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曲折地反映出了酷吏的凶狠以及役夫的凄惨。“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便运用得真实巧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催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自”二字，还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自”。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自，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寄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最后一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说明：报时辰不是提前就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不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责任。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差。司时官吏失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以致群臣见国君的时间混乱，官员手忙脚乱，心中忐忑不安，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典型的细节描绘，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监工走狗的凶恶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绘都切合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栩栩如生，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运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尽情抒发抑郁情感，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一致的枯燥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未明颠自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语言，以此为诗质朴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齐风·东方未明》在结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其一，《东方未明》为乐歌，在结构上回环复沓。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些句子只换了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回复重叠，规律中有变化，严格中有自由，既是歌唱时的和声，也是表述意思的层层递进和对内涵的强化作用。（《随园诗话》）但就作诗而言，重词叠句与反复咏唱是为着尽情抒发情感的需要，这在《诗经》其他诗作中和后世民歌中也经常运用。这样有利于突出事物特征，渲染环境气氛，增强音乐效果，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便于记忆与传诵。其二，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绘来反映生活。例如“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 其三，语言通俗易懂，读之琅琅上口。例如“东方”、“未明”、“颠自”、“自颠”、“狂夫”、“不能”等词汇，都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用在诗中，质朴自然，恰如其分。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然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
诗的开头四句写芦管的产地及其声音特色。前两句在点明芦管来历的同时，勾划出九月深秋、芦叶遍地、辽东小儿采芦管的风俗画；后两句则写芦管声的清悲，并以“风飘海头满”来加以渲染；芦管的清悲，透露出边地的凄清和悲凉，以苍凉气氛引起全诗。诗的次四句承开头继续写芦管声音的凄清悲凉。前两句用萧索的海树、下霜的天空和苍苍的月色构成凄凉的边地景象来衬托芦管声调的凄清悲凉，后两句则又以远离乡土、久戍边地的士卒们的心情来陪衬芦管声调的凄清悲凉。以上八句通过边地景物的烘托，人物心情的陪衬来写芦管声调“清且悲”的特色。
以下十二句写裴将军宅中酒宴之间吹奏芦管。前四句先点出“辽东将军长安宅”这一地点及高堂美女、佳宾满座的环境，然后以“啾飕”、“窈窕”形容芦管声调之美妙，井与洞箫、横笛比较来突出其美妙。宴中之人只觉其动听，而不觉其清悲，与上文比较，已另是一副笔调。次四句接上文仍以时间为线索，进一步描绘芦管声调之巧：不仅使《折杨柳》、《落梅花》等名曲为之逊色，而且使陌上杨柳、园中梅花为之惊动，诗人巧妙地运用双关手法，把对曲调的描写与对景物的想象结合起来，既构成优美的意境，又突出了芦管曲调的无与伦比。诗的最后四句仍以时间为线索，写更阑人静，而宾主都没满足，在人们的这种反映中进一步突出芦管音调之动人。芦管在无休无止地吹下去，诗歌也就在这种无休无止的芦管声调中结束。
这首诗写芦管，分两方面来写。前幅八句与的是海树萧条、严霜满天、月色苍苍那样一个边地环境中的芦管声，其声凄清悲凉，传达的是戍边战士的忧愁；后幅十二句写的是珠帘高卷、红烛罗列、佳宾满座那样一个将军宅地中的芦管声，其声美妙精巧，传达的是将军高官们的欢娱。辽东戍边是无止无休的，宅中酒宴也是无止无体的，二者通过“芦管”贯穿起来而又在客观上形成鲜明对照。辽东将军而于长安宅中作乐，洞箫、横笛听得腻了，边地的芦管便成了他们最为新巧别致的助酒之物，讽刺之意是富于笔端的。这首诗前半写芦管声，而以边地景物来烘托，以言其“清且悲”；后半写芦管声，而以“会佳客”、“客未回”、“听未足”为线索，以芦管与箫、笛之类乐器，与《折杨柳》、《落梅花》之类乐曲比较并以对景物的想象来渲染，以言其“窈窕”精巧，手法是很高明的。全诗深宏阔大，波澜起伏，意境深远苍凉与清幽婉秀叠用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