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征人思家的心情。开篇一个“断”字一个“无”字将征人漂泊恍惚、没有着落的心态凸现出来了。继而视点由山水转至庭院阶前。词人抓住一个“情”字,落笔处皆是体量对方的宽慰,由自己的思家情重想到妻子的刻骨思念,因而劝慰道“落花须自扫”,寄托了希望对方刚强自持的关切,更有“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的劝慰,将自己与闺中人摆在相同的位置,同样的多病相思。全词像一封平常家信,但由于情真意长故十分感人。
首先,在主题上仍旧是伤春怀人。伤春题材的诗词是传统诗词主题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写伤春的甚至比悲秋还要多,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陆游《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等等。纳兰容若这首在对伤春这一风格的继承上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说“莫更伤春”,他用不伤春来表现自己的伤春,他要走出伤春的情节,然而始终又没能走出,只能是嘴巴上的一句话罢了。试想,他自己能不伤春么,他所思念的恋人能不伤春么。春的事实摆在面前,如同离别一样真实,不伤春,情何以堪。
这首词结构上很有其特色,使用了对话式的结构。全词分上下片,在一首词中创造了异空间中妻子和自己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词人自己去把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情感主题两方面的思念,并用对话来缓和由于空间差距造成的交流矛盾。
上片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的。断魂飘忽无定,思量无限,万水千山,天涯海角,伊人何处去,为何一点音信也没有,一纸信笺也没来,整日独立东风,春风吹来,枝叶又绿。
下片是从自己角度来说的,承上对前面的妻子抱怨似的语言进行回答,似乎是在异空间中进行对话似的。怀想故园,想来春色正好,满园浓郁正春风,此时此刻,多想给你一封信啊,我要告诉你,去年一同赏花,一同看春华凋零,一同扫去那谢落满地的花,一同葬花,可惜今年,只你一人,独自赏花,独自面对花的凋零,最后一人扫去满地残红。这何等残忍,何等伤心,我又怎能提笔,如何给你这样的一封信呢。不要再伤春了,春去春又回,春色年年再,不能同在固可惜,你我同是天涯伤心客,同患相思疾。
无论如何,这种对话都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只是词人由于思恋太深而导致的情感爆发。词人无论怎么“解释”,在家中的恋人都不能听见,所以也不会“原谅”他,而这一点是纳兰容若自己也清楚的。所以说这首词的情感基调还是悲哀伤感的。
对话体的结构是这首词的典型特征,词人通过对话形式表达两地相思,事实则是表达了自己对妻子一片的深情。这首词上片立足于妻子的“问”,下片立足于自己的“答”,问答两方面中交点在于自己这一方面,主要是抒发自己对妻子的爱情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下的无奈,情感是悲伤、灰色的。
“祭文”就是祭奠亲人和好友而写的押韵的文辞。明代徐师曾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语,可说是一首四言诗。它重在叙事和抒情,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全文分五层来表述:
第一层“呜呼吾母”至“待徐温吐”写母亲的早逝和辛劳养育子女,以致积劳遭疾。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先说母亲生有七子,仅存活三人,辛劳一生,如今匆匆而逝,仅享年五十三岁。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去世。此前两月,毛泽东还领母亲在长沙医院治疗,并扶母亲去照相馆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合影留念。不料母亲到家不久便去世,这怎不引起他的无限悲痛呢?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次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三人,备尝辛苦。摧磨劳累,以致得病。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再写对母亲的思念。母亲一生中历事千万,全是伤心之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等待以后慢慢回忆倾吐。
第二层“今则欲言”至“倾地一角”,追述母亲的“盛德”和“恨偏”。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提出追述之纲:现在要说的只就两点,一是母亲高尚的品德,一是她怨恨不平之事。接着,从“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到“合其人格,如在上焉”。集中再现母亲的“盛德”。表现在: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绝无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规范,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美德完全合乎母亲的人格,好像是上天赋予她的一样。毛泽东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再写母亲的“恨偏”。“恨偏”者,遗憾之事也。母亲之遗憾是什么呢?
诗人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这就是说,母亲怨恨不平之事是封建礼教末期,妇女仍受多重压迫,有志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这就是母亲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天意吗?人愿吗?好像“倾地一角”,无法填平!这里,诗人从母亲的角度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第三层“次则儿辈”至“均待报赍”,写母亲对儿辈的关心及临终时的遗嘱。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是说我们弟兄三人虽已活命下来,但像没有成熟的果子,处在青黄之间。因此,母亲病时放心不下,总是“揽手”,拉着我们的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这是临终的遗嘱,一是希望儿辈“各自为良”,成为有用之才。二是对平素有恩于我们的或为我们帮过忙出过力的亲戚朋友,无论大小远近亲疏,都希望儿子为母报答他们。再次实现母亲的贤良美德。
第四层“总兹所述”至“精禽大海”,写儿辈一定学习母亲的“盛德”,牢记母亲的“遗恨”,报答那些恩人。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总之,上述这些都是母亲美德放出的光辉。我们一定秉承母亲的诚恳热情,学习母亲的美德,决不违背。至于母亲的遗恨,我们一定为您弥补上。母亲,我们一想到您,您就仿佛出现在眼前。这种思念之心将永远不灭。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如同春阳和晨雾,我们何时才能报答完呢?我们一定像精卫鸟衔石填海一样,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念母报母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层写母亲虽死犹生以及对母亲的悼念。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月俱长。尚飨!”唉,母亲的身躯虽然毁坏了,但她的美德却传万古,虽死犹生。我们有生之日,都是报答和陪伴母亲之时。现在话说长了,而时间又显得过于短暂。我只有把母亲的主要事迹写出,其余事迹只好留存在我们心里。此刻正进行家奠,请母亲喝下这杯酒。我们以后还会像太阳那样长久地有许多话向您陈说,表达对母亲的永远思念。母亲,享用酒食吧!悼亡深情,感人肺腑。
这篇《祭母文》以恳挚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之艺术感染力。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