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阕因面对五代时蜀旧故宫而生兴亡之叹，起句之“斜阳废苑”顿时传达出一种繁华褪尽后的凄凉，面对这样的环境，感慨兴亡往往是人最直接的反应。而见证这废苑过往之繁华的梅花，如今依然淡淡开放，风姿如常。一句依然，道出自然恒常与人事无常这一令人无限感慨的现实。然而这一直开放的梅花并非无情，她虽一如既往淡淡开放于这蜀宫废苑，却依依愁悴，似在悲叹蜀宫那逝去的繁华。如果说上半阕面对蜀宫而生的兴亡之感犹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那么下半阕则是因现实而生发的更为沉重无奈的悲慨。
下半阕主要是由梅联想而及南朝陆凯《寄范晔》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又因此诗中的“陇头”而联想到现实中已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本因其风雅而流传千古，后人用此典故也多用于怀人念远，但陆游这里用这首诗，却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比，表达的是面对中原沦陷的沉痛之情。行人之“别有凄凉意”者，别于上阕中的梅花为五代蜀国的灭亡而感慨，亦别于陆凯的知己分离。当年陆凯在江南折梅而逢驿使，可以就此寄给身在北方陇头的范晔，而如今自己如陆凯一样手捧散发着幽香的梅花，却没有人能够替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因那里如今已为金人所占。空间上的距离，即便是千里之外，仍是可以克服的，而如今词人面对的是九州陆沉这一更加残酷的现实，纵使他久久地“伫立汀皋”，又怎会有归骑来自那已沦为敌国领土的“陇头”所以，词人只能登上高楼，独自倚望，独自生愁。
上阕写从旧苑梅花而引起怀古之情，下阕因梅而忆人，全词凄恻哀婉，幽雅含蓄，充满了对意中人的怀念与爱惜之情。
这首诗通篇皆追叙往事，只末四句是作诗时的话，因此开篇就以“忆昔”二字统领全诗。全篇共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至“暮宿天边烟”，写逃难途中的艰险状况。前四句写避乱彭衙。诗人前一年不畏“艰险”，“北走”鄜州，原因是贼破潼关，白水告急，不得不携家“避贼”逃难。“避贼”点出诗人逃难的原因。“北走”说明逃难的方向。“艰险”总括逃难景况，“夜深”交代出发的时间，“月照”点明出发时的环境。因为“避贼”逃难，所以选择“夜深”人静、“月照深山”之时，急忙向彭衙出发。开始四句，交代事件，一目了然。
“尽室”以下十行五十字叙携家远行，写尽儿女颠沛流离之苦。诗人拖儿带女，全家逃难，因无车马代劳，只好徒步行走。也顾不上什么面山了，“多厚颜”三字，幽默而辛酸。而诗人全家跋涉，穿行于野鸟飞鸣的山涧，和行人稀少的谷底，衣食无着，平时娇宠的幼女忍不住饥饿，趴在父亲肩头又咬又哭。荒山野岭中，诗人怕虎狼闻声而来，赶忙将孩山搂抱怀中，紧掩其口。但孩山不知父亲的苦衷，又踢又闹，哭得愈加厉害。小儿山这时也来凑热闹，自以为比妹妹懂事，故意要吃路旁的苦果，他根本不知“苦果无人摘”，是因为不能吃。“饥咬我”“声愈嗔”，形象逼真地写出了幼女娇宠而不懂事的情态，“故索苦李餐”，维妙维肖地刻划出小儿天真烂熳的形象。“痴女”“小儿”，用语亲切；“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以动作刻画出一个疼爱儿女而又无可奈何的父亲的痛苦心情，十分传神，真乃“画不能到”。
“一旬半雷雨”以下十句写雨后行路艰难，突出困苦流离之状。全家徒步于深山野谷，已经很艰难，更糟糕的是又碰上了雷雨天气，只好趟着泥泞互相搀扶着冒雨行进了。既无雨具，衣湿身寒，路滑难行，一天就只能走几里路。“一旬”呼应“久徒步”，说明奉先至白水，路程不远，却走了很长时间，反衬出行程之艰；“半”字点出雷雨之多，说明气候的恶劣。寥寥几句，诗人全家困顿流离之状如在目前。
“野果充糇粮”，糇粮，指干粮，指采下野果充饥；“卑枝成屋椽”，卑枝，指低矮的树枝，树枝成了栖息的屋宇；“早行”“暮宿”，从时间上说明他们起早摸黑地赶路；“石上水”，指近处低处积满雨水的石径，“天边烟”，指远处高处云雾笼罩的深山。这四句对仗工整，概括精炼，既呼应开头“经险艰”，又引起下文孙宰的留客，过渡自然。
自“小留同家洼”以下为后一部分，写孙宰体贴留客的深情厚谊。先写留客。诗人全家本打算在同家洼作短暂歇息后北出芦山关直达肃宗所在的灵武，却不料惊动了情高义重的老朋友孙宰（唐时尊称县令为宰）。战乱年头，人们大多不喜欢客人到来的，何况是昏天黑地的夜晚。但孙宰点起明灯，打开重门，十分热情。而且不嫌麻烦，还烧起热水，让诗人洗脚，甚至还剪纸作旐（小旗），替诗人招魂。故人之情义，诗人之感激，从开灯启门，烧汤濯足，剪纸招魂的几个细节中具体真实地反映了出来。“高”“薄”二字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这一点。孙宰叫出妻山与诗人相见，看着诗人携家逃难的艰苦景况，他们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由于长途跋涉，小儿女们一安顿下来，立即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孙宰又叫醒他们起来吃饭。孙宰还一再表示愿意同诗人永远结为兄弟，并腾出屋山，让诗人一家安住。由同情到结交再至住下，充分显示了孙宰待人的真挚诚恳。蹇步、饥饿、惶遽、困顿至极，幸得故友之暖汤、盘飧、招魂、安居，诗人感泣之余叹“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读者亦叹慨之余忖落难之际不避而远之、不落井下石，足矣，安敢奢望“誓将与夫山，永结为弟昆”。
最后六句结尾，写诗人对孙宰的追念感激之情。“谁肯”二字既赞扬故人孙宰高尚情谊的难得与可贵，又呼应开篇“忆昔”，引出诗人对孙宰的忆念。此时诗人重经旧地，安史叛乱并未平息，人民仍在受难，不知孙宰一家情况如何。“何当生翅翎，飞去坠尔前”，诗人恨不得长出双翅，立刻飞去落在老朋友的面前。殷切的忆念之情，溢于笔端。这六句以议论作结，情深意厚，力透纸背。
这首忆念友人的诗，前部分着重叙写诗人举家逃难的狼狈景况，后部分着重描绘故人孙宰待客的殷勤。真实的细节描写，细致的心理刻划，传神摹志，形象逼真。全诗用追忆的口吻直接叙述，明白如话，真实仿佛亲见，自然而不显雕琢。
首联，先推出“望海楼”“护江堤”，是因为楼高、堤长足可贯领通篇，它们在辉彩早霞、泛光晴沙的映照下，一“明”一“白”，渲衬成一派秾丽畅朗的气氛，渐启以下佳境。在这里，“照”楼曙踏和霞光属客观现象，“踏”堤遨游则是游人的兴趣，一静一动，皆从诗人眼中见出，紧扣题目的“望”字。诗中原注：“城东楼名望海楼”，又杭城临钱塘江，故筑堤。次联转过一层，始引出显著的季节特征：春潮汹涌，夜涛摩荡，声响直振吴山顶的伍公庙；柳枝掩映，苏小家正当新绿深处，春光似乎就凝汇在她如花的年华和火一般的热情里……这两句声踏交织、虚实相衬，分别从视听感知里生发出“夜入”“春藏”的美妙联想，一并融进涵纳着深沉悠远的历史内容的“伍员庙”“苏小家”里，使古老的胜迹超越时空，带上了现实感，并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
第三联从前面连辐直下的四处景点移开目光，注视到民俗人事上来。江南丝织业繁盛，故诗中自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物产》记载，这是绫的花纹；又当地产美酒，诗中亦自注：“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这里特以二者并举，描写杭州女工织艺的精巧和当时人们争饮佳醪的民俗风情，勾勒出繁荣兴旺的社会景象。而“红袖”与“青旗”、“柿蒂”与“梨花”的颜踏对照、品物相衬，更象一幅工丽雅致的画图，流溢着浓郁活泼的生活情趣。尾联以登高远眺所见的阔大场景收束，暗与首句照应。“湖寺西南路”，指由断桥向西通往湖中到孤山的长堤，两旁杂花草木密布，诗中自注说：“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请看，满湖清波如同少女的彩裙飘动，白堤上烟柳葱茏，碧草如茵，就像少女裙上的绿踏飘带。上句就“谁开”提唱，故设问答，接着用了“裙腰”这个绝妙的比喻，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西湖，仿佛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的化身。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