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是写上皇西巡绿由和剑阁天险。
安史叛军威胁都城长安，故有圣主西巡蜀道之事、“轻拂”，表明诗人态度，对圣主玄宗弃京西巡不以为然。
剑门，“《旧唐书》：剑州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剑山。大剑山有阁道三十里《一统志》：大剑山，在保宁府剑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为外门户。其山悄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壁，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剑门高耸，崖石嶙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一入剑门安全可保。
这首题画诗分两大部分，从开头到“白日君心欢不足”写图上的宴乐情况，剩余部分为诗人就画面所发的感慨。
第一部分按游前、游时、游后的时间顺序组织题材，写得流光溢彩、声沸人迷，把明皇的荒淫之状作了全景曝光。
写游前，紧扣着个“急”字，表现唐明皇的急不可耐，宫人们的急于应承。“花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锁。”诗人落笔于花萼楼，因该楼在兴庆宫之西，系落日的方向，且该楼署为“花萼相辉之楼”，为诸王作乐寻欢之所。“日初堕”，时值傍晚，紫衣宦者就“宫门锁”，明皇的急切、宦者的匆忙，从这时间与动作的紧迫上透露了出来。于叙事之中写人物心理，由其行而见其心，言简意丰，事明意显。写游时，一以灯火渲染气氛。夜游西园，灯火辉煌是一明显特点。诗人写园中灯火，先行直叙“高爇银盘百枝火”，“百枝”言其多;“银盘”承托，映其光;“高爇”显得场面大。写烛多光亮，既表现了夜游的场景，又烘托了游乐的气氛。再从两个侧面写灯光，一是从“亮”的角度说：“海棠欲睡不得成，红妆照见殊分明。”此句通常注释都引《冷斋夜话》中《杨妃外传》中的一段记载：“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钗乱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耶？ 海棠睡未足耳。’”照此，海棠系指杨贵妃。海棠如醉美人的粉面飞霞，或贵妃似海棠红晕泛光，形象固然很美，比拟也熨贴。可是这却和“海棠欲睡不得成”不合。红烛高烧，杯盘交错，丝竹并作，轻歌曼舞之时，正是贵妃兴酣之际，岂会“欲睡”？这里“海棠”仍以指花为妥。以拟人化方法说海棠欲睡，而游人喧闹使之“欲睡不得成”，反衬欢腾声势之烈。高启诗中以海棠睡不成显示黑夜如白昼，同时又以“红妆照见殊分明”点染了园中景色。一是从“雾”的角度言，“满庭紫焰作春雾，不知有月空中行”。春雾固然有实写之意，而诗人说是“满庭紫焰”化成的，“百枝火”所以成了“紫焰”，则侍众之多可见。《新唐书·车服志》：“以紫衣为三品之服。”《宦者传序》：“开元天宝中，宦者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诗中先写“紫衣催上宫门锁”，这里讲“紫焰”，足见侍者犹如团团紫雾了。诗人由灯火的“亮”、人影的“雾”把夜游图上的热烈气氛和盘托出。
二是写游时，以时久烘托情浓。唐明皇耽于玩乐，经久不衰，通宵达旦。夜愈深他们兴愈酣，时愈久他们情愈浓，“内使频呼烧烛换”，蜡烛要频频更换，这时还只是“新谱霓裳试初按”，可见持续时间之长。“知更宫女报铜签”，掌管更漏的宫女把报更的铜签铿然掷地，已是“夜方半”，还说不要催促歌舞，已是风露渐欲冷了，妃子愁衣薄，不胜晓寒，仍无罢意，“共言醉饮终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活画出唐明皇耽色误国的荒淫生活。诗人就是这么彩绘了明皇的行乐图。以上是诗人把《明皇秉烛夜游图》平面的画面立体化，无声的画面有声化，含意的画面明朗化，以语言手段描绘了一幅明皇秉烛夜游图。
诗的后面部分是议论。高启谴责唐明皇的沉酣酒色，忘怀国事，引用适切的古人古事来作议论，文字承接榫合，比拟熨贴合度，警人眼目，发人深省。“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晚唐聂夷中《咏田家》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明皇醉饮终宵，哪有心思想到贫苦受难的老百姓呢。“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里飞萤多。”吴王夫差筑姑苏台，立春宵宫作长夜饮，结果为越所亡;隋炀帝于江都宫里放萤火取乐，也以覆亡告终。唐明皇如此豪饮娱色，荒政误国，自然免不了乱起奔蜀，酿成悲剧。诗人将唐明皇和夫差、杨广相比，指出“一般行乐未知极”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这首题画诗，也是咏史诗。诗人以古人古事作为后人的鉴戒，说明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只求自己享乐，乐极必然生悲。清代吴乔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围炉诗话》）此诗作者的旨意全由最后的论中托出。叙与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叙是论的基础，论是叙的升华，叙为论用，论从叙出，由感性到理性，从形象到议论，结合得紧密无罅。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