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中特别标立“公宴”一类,专录建安诗人那些歌咏风月、叙述酣宴的诗章。而曹植的这首《公宴》即可视为其中之冠,此外如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人也都有以“公宴”为题的诗,可见当时此种风气之盛。
曹丕与曹植可以说是当时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心人物,钟嵘《诗品序》中就说过:“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所以此诗的一开头就说曹丕敬爱宾客,设宴款待,客人们也都兴致勃勃,直到宴会终了还不知疲倦。这领起的两句可以说是总写,以下便是详述了:清幽的夜晚去游览西园,轻捷如飞的车辆络绎不绝,一辆随着一辆。曹丕的《芙蓉池作》中说“逍遥步西园”,王粲《杂诗》中也曾说“日暮游西园”,可见“西园”是邺下文人常去聚会的去处。此夜明月皎洁,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一切景物都显得朗然无滓,天上繁星密布,似乎由于诗人们的聚会而更添光彩。秋日的兰花覆盖着长而隆起的坡地,红色的荷花星星点点地在碧绿的池水上探出头来,池中的游鱼时而跃出清波,高高的树枝上也不时传来悦耳的鸟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似乎进入了一种美妙完善的境界。迅捷的风与诗人们乘坐的华美车辆一同前进,轻快的车轮就像随风而动,令人有飘飘欲仙,凌空而起的感觉。因而结句说:让我们逍遥自在地纵情游玩,畅开胸怀,但愿千秋万岁,永远如此。
此诗的情调高昂而欢畅,分明是曹植少年得志,生活欢乐的真实写照,这在曹植的诗集中,尤其在他后期的创作中是十分罕见的。其中充满着积极向上、高亢振奋的精神,刘勰所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大概就是指的此类作品。在这首诗中,人与自然的结合,情感与景物的交融,都组合成一种爽朗欢快的基调,“明月”“列宿”“秋兰”“朱华”“潜鱼”“好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明快活泼的气象,丝毫没有半点秋气萧索的意绪。显然,自然景观也都染上了诗人内心欢欣的感染。刘勰说文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可见诗人能使外物都染上自己主观情感的色彩,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移情”。曹植在此诗中的叙事写景也无不带有主观的欢畅情绪,正是“移情”作用的体现。
此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秋兰”等四句出现了严密而工整的对仗,不仅词性的虚实两两相偶,而且语意也自然工俪,这种形式对后代格律诗的出现自然起了先导作用,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同时,这四句由于其写景状物的明快而具有典型意义,故成为后人广为传诵的名句。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其一
这是一首的边塞诗,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的愿望。这首诗也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悲壮而不凄凉,慷慨而不浅露。
诗人从描写景物景入手,首句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秦时明月汉时关”不能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汉代的关。这里是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使用,在修辞上叫“互文见义”,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诗人暗示,这里的战事自秦汉以来一直未间歇过,突出了时间的久远。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指边塞和内地相距万里,虽属虚指,却突出了空间辽阔。“人未还”使人联想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表达了诗人悲愤的情感。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人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抒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过对边疆景物和征人心理的描绘,表现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对久戍士卒的浓厚同情和结束这种边防不顾局面的愿望;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重,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因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出了“不人胡马度阴山”的誓言,洋溢着爱国激情。
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他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景物描写只是用来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汉关秦月,无不是融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彩。把复杂的内容熔铸在四行诗里,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首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炼明快。
其二
这首诗描写了一惊心动魄的战斗刚刚结束的情景。枣红马刚刚装上白玉装饰的马鞍,战士就骑着它出发了。战斗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战场上只留下寒冷的月光。城头上催战的鼓声仍在旷野上回荡,刀鞘里的钢刀血迹未干。诗人用寥寥数笔,就把将士们的英武气概,胜利者的神态生动地描绘出来。
“骝马新跨白玉鞍”是“新跨骝马白玉鞍”的倒装。“白玉鞍”极言马鞍的华贵。这一句表面上写骏马华鞍,实际上是写那位跨在马上的人。人的形象如何,诗没有作直接描绘;但是,红色的战马映着白玉装饰的马鞍,色彩明丽,跨在马上的人,自然显得英姿飒爽,光彩照人。“新跨”的 “新”字说明这马的主人是一位刚刚立过战功摧升起来的将军,骏马雕鞍正是他新近得到的赏赐。这样,骏马雕鞍就不只衬出马上将军的英姿,而且表现了他踌躇满志的意气,杀敌致果的威风。诗一开始,就显得形象鲜明,神采飞动。
这英武的将军是手持“金刀”(即金错刀)奋战沙场的。这将军披一身月色,顶凛冽寒风,鏖战而归。但他全副精神仍沉浸在烟尘滚滚的沙场,那咚咚的进击鼓声还响彻耳畔。这风度轩昂、勇武不凡、充满自信的将军,就是诗人心目中唐军将官的形象,也是诗人矢志抗敌、无时无刻不意欲拼搏战场的心灵写照。“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这实在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从耿耿赤心发出的雄壮的呐喊,也分明寄寓着诗人的殷切希望。
这首诗抒写自信、进取、开拓为特征的传统尚武精神,风格刚健、清新。诗人描写战争的胜利,不在于字面,而在于构成一种气氛。诗歌选取战斗生活的一个片段,以“骝马”“沙场”“铁鼓”“金刀”等战争意象串成一系列战斗生活的画面,战斗的激烈与战场的肃杀尽在其中。诗头“新跨”一词将战士风风火火、迎接战斗的激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诗尾以“血未干”这样一幅看似血腥的场景描写战士的内心——热血并未因为战斗的结束而冷却。这种激烈肃杀的气氛,生动地表现出战士的飒爽英姿和激昂振奋的风貌。
这首诗主要是运用形象的描绘,来说明唐军奋勇杀敌激战沙场的事实的。诗中所用的“骝马”“白玉”“鞍”“沙场”“月色”“铁鼓”“金刀”“血”,都是有形象的,是在生活中能看得到的;“震”有声,可以听见;“寒”是气温,可以感觉到;“跨”是动作,也可以看见。此诗除了“战罢”二字是抽象的叙述以外,用的全是形象化的语言。
作者在这首诗中抓住战斗刚刚结束的场面加以描写,塑造了一个勇猛善战的将军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将士们为国杀敌立功的勇敢精神,并借战士们的勇武杀敌、速战速胜的飒爽英姿,从侧面衬托出盛唐时期的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威慑四方的兴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