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
这是一首明确被指认为的悼亡诗，是李商隐悼念其亡妻王氏的诗。大中五年（851年）春夏间王氏病重至死，李商隐罢官归京时竟未见爱妻最后一面，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蔷薇枝条细长柔软，有如绿色的衣带，圆圆的小花又有如衣带上的钱纹；素淡的花朵混动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正在哭泣流泪一般，给人幽冷之感。除幕归来，但见往日非常逗人喜爱的蔷薇，如今也和自己一样无精打彩，流淌泪珠，凄凄楚楚，打迭不起精神来。爱妻亡故，诗人把自己哀愁的情感，无意中移到庭院的蔷薇，使本无情感的花朵也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创造出一种凄怆悲凉的氛围。再说，蔷薇细长柔嫩的枝条，也使诗人联想起王氏织有钱纹的绿色衣带，使他仿佛又见到王氏的倩影丽姿。然而，妻已亡故，庭院的景物只能加深他的悲哀。首句“泣幽素”三字，已为全篇定下凄凉冷艳的基调。“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首两句帘外，这两句由帘外写到帘内，由花而人。日高帘卷，娇儿幼小无知，还不懂得失母之哀，只是无忧无虑地抱枕而眠。诗人《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有“失母凤雏痴”，也以“痴”状小儿失母的无知。此诗“痴”字后缀以“若云”——像云雾一样迷离恍惚，更见小儿的不懂事。这里，以小儿的不能为大人分忧加倍写出大人之忧，这种写法，与韦应物悼亡诗《出还》所云“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同一机杼。首二句以素花同愁渲染，次二句以娇郎无知反衬，一帘外一帘内，从不同角度写出妻亡之悲。
次四句写内室的枕、簟。人亡物在，睹物生悲。“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龙宫石，传说为龙女所有。诗人《西溪》：“凤女弹瑶瑟。”诗人极爱妻子，故以龙女或凤女加以比拟。“秋色”，形容女子明亮的眸子。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此诗“割”字似受其影响，且更生新。枕石如明眸，比喻亦新奇。睹枕如见亡妻双眸，炯炯明亮，含情脉脉，仿佛正在和自己交流情感，仿佛正在用眼神说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人不能不倍感凄怆伤怀。“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簟席上已不见王氏的玉体，只有一床翠绿的罗衾在上而已。可以想见，孤灯长夜，诗人多少次在梦中与王氏相见，“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来夜》”（《正月崇让宅》），不仅与她留下的余香共语，而且仿佛听见她的歌声。然而一梦醒来，玉簟罗碧依旧，伊人已杳，孤独凄凉，何其难堪。这四句，一得一失，得非真得，失为真失，以非真得衬真失，更见惨痛。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当时王氏一语未出，脸已带悲辛之容，现在看来，并非事出无原，原来她那时已经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却是那样粗心，竟然没能觉察出来。今日忆及前事，真是后悔莫及。徐幕归来，人已不见，但睹伊人平日喜爱的锦瑟而已。“长”，久；“锦瑟”之长，正见人生之短、王氏年寿之短，见瑟思人，愈感铭骨悲痛。此四句一昔一今，一人一物，写昔事更见今情的悲怆，物长在而人已亡更见感伤。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涧底松”，语出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喻有才能而地位低下、困穷的士人。李商隐浮沉仕途，一生坷坎，故亦有此叹。黄蘖味苦，古乐府常以双关手法，以黄蘖隐指苦，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诗“山头蘖”，有苦辛日长之意。这两句看似诗人自叹身世，实则仍与悼亡有关。诗人与王氏结婚十四年，伉俪情笃。王氏是李商隐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知己。李商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和打击，而王氏能相濡以沫，与之分忧，给诗人莫大的慰藉。商隐应试落第，王氏便捎信安慰他，故诗人有诗云：“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如今王氏已不在人世，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中，又有谁能给他以温暖，又有谁能和他同济风雨!念及此，诗人就不能不感到来日苦多了。今日苦辛，明日更加苦辛，这一切都由王氏亡故所引起，写的虽然是己身的不幸，用意却在悼亡。最后两句，“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为设想之辞。汉乐府《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翻”，极写其愁，此一；二，即使天翻地覆，亦不与君绝，反用《上邪》之意，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现在是一死一生，将来在天国，或在来世，该会有相见的一天吧！不过，沧海桑田，宇宙茫茫，即使相逢，也不一定相识。归来“人不见”，将来“不相识”，将悲愁又翻进一层。钱良择评这两句说：“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这四句一今日一明日，一现实一未来，明日、未来所设想的愁苦，无疑加深了今日现实的愁苦。明日未来为虚拟，今日现实为实写。人们在悲愁已极时常将希望寄于未来，寄于来世，在诗人看来，未来与来世无希望可言，真是愁绝。
人亡物在，借物寄慨，在悼亡诗中很常见。潘岳《悼亡诗》云：“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云：“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商隐此诗也不例外，触物生情，最为感伤。但此诗和潘、沈二诗也有不同处。潘、沈二诗用笔直朴，颇有古风。此诗“玉簟”、“罗碧”等语，冷中有艳，意象鲜明。此诗的枕、簟与潘诗的“帏屏”、“翰墨”，沈诗的“帘屏”、“帷席”等都与各自的亡妻有关，但商隐不仅写了物，而且由枕联想到王氏的眼神（秋波），由簟写及王氏的体态（柔肤），亡妻的形象具体，历历在目，较潘、沈二诗似有情韵。结构上，“已不见”是其主旨，“泣幽素”定其基调。先空间后时间，空间则先室外后室内；时间则先眼前后往昔，接着又是眼前，最后写未来。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为一节；每节悼亡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相互关联、补充。如前所述，一节之中又有两层安排得极为巧妙的意思，或正或反，或得或失，或今或昔，或虚或实，以反写正，以得写失，以昔写今，以虚写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可按。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此词上片写对友人别墅的赞美，其向往之情毫无掩饰。下片写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不过过眼云烟，表达出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全词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
上片写词人平日身在繁华都市之中，见惯了车水马龙，如今来到友人幽屑的山间，实在心生羡慕。对友人的别墅毫无掩饰地赞美，到处都是车马如龙，羡慕友人能寻到一个如此清幽的住处。在这里，眼见的是满山柿叶殷红，听闻的是四面萧萧清风，多么美丽。但是，容若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享尽荣华，什么优美的住所他未曾见过，何需对友人的别墅艳羡不已。
下片说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只不过是镜中之月、河中之影而已。看镜中自己的容颜渐老，越发感慨功业无成。结尾两句“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则直接地表达了纳兰也渴望归隐山林的愿望：真想和友人一道隐居在此，以明月和银河为伴，何等逍遥自在。至此，终于明白容若的真意，对见阳山庄的向往是假，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才是真。容若真正想对友人说的，乃是结伴从红尘喧嚣中逃走吧，躲开这肮脏的一切。
小词有景有情，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纳兰性德虽身在高门广厦，内心深处“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一位承平时代的贵公子，能够作如此之想，古今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