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诗前小序，交代诗人为庾肩吾补作《宫体谣引》的缘由，说明诗篇抒写庾肩吾“潜难会稽”后的悲伤感受。
诗的开头两句描写宫廷荒凉的情景，壁上的椒粉已经发黄，成为野粉，宫殿里飞满湿萤，已经荒废，一派凄凉景象，正是“国势沦败”的艺术写照。三四句梦忆东宫生活，我本是台城里和皇子唱和诗歌的人，现在秋夜里还常梦见太子的车辇。诗的后半首，叙述肩吾愁苦衰老的近况，表达出甘守屯贱的意愿。“吴霜”，应会稽地望，“塘蒲”，点身已衰老，回想起离开宫门时，依恋不舍，怀念君德，甘愿遭受危难贫贱，“心如砥柱”，绝不变心。全诗不言悲而悲意充溢字里行间。
诗人探寻梁代庾肩吾的前事，应是叹恨那些曾任东宫官而后遭贬斥的人。诗人生活的时代，曾震惊朝野而备受大家关注的事件，便是永贞革新，革新运动参与者之中，确有人曾任太子李诵的东宫官。诗人叹恨他们事业受挫败，命运困厄，不胜感伤，便运用“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的诗句，抒发悲叹他们不幸遭际的情思。诗人不能无言，又不敢明言，便寓今托古，比物征事，从而形成长吉诗诡异独特的风貌。
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叙，以此诗与《金铜仙人辞汉歌》为例，赞叹道：“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这篇叙是诠解《还自会稽歌》的指导思想。李贺能从二百多年前的庚肩吾“潜难会稽”这件在别人看来极平凡的小事中，塑造了一个流落失意、但又不失刚劲之气的“羁臣”形象，并借以抒发了自己对世事多变的感伤和困顿潦倒中的悲愤之情，构思新颖，立意奇特。杜牧把李贺的这类诗作誉之为“古今未尝经道者”，评价是很高的。杜牧在叙中还说：“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但结合庾肩吾的遭遇和李贺的身世，还是能看出些端倪的。
这首诗写得含蓄深沉。庾肩吾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但不能说这首摹想庾氏情事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宫体诗的传统，也不能据此诗而说李贺对宫体诗作者的怀念和向往。李贺不过是借和晚年的庾肩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处境，来抒发自己的忧愤罢了。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在此篇文章中，体现了宋襄公是个目光短浅的君主。既然要讲仁慈，为何要与人为敌呢?既然为敌了，却偏又讲起仁慈来了。实在是前后矛盾。若要对敌人讲仁慈，必先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方可讲得，否则不但受了伤，丢了性命便是连讲仁慈的本钱也丧失了啊。再不，就必须消敌于无形，我不为人人之敌，人人亦不以我为敌，那才是最大的仁慈!宋襄公对敌人的仁慈，也正是对自己的残忍，子鱼在此之间，倒显得很倒霉，辅佐了这样一个‘妇人之仁’的君主了，作者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君主。
这首词是一首咏梅词。上片写形貌，下片说神理。上下两片又分别写出来梅花的外部特征和梅花的内在品格。以为堪惜、堪怜，一切皆出自于伤心人的眼中及心中。
上片始二句从心理感受上落笔，虽不正面描绘梅花，但梅花之神韵已出。继二句则把笔宕开，写梅边之竹，说那朦胧的月色下，斑竹历历，就好像是玉条上滴洒了点点泪水。
下片承前二句意，说那是怕梅花太冷，所以特加了竹林围护。这又从护梅之竹，从侧面烘托梅之娇贵。构想可谓奇绝。最后二句再宕笔写去，说梅花也有魂，她特于今夜月上时归来。
容若在词中所写的感受，环佩归来月上时，语意沉痛。虽是化用前人句，却自有神魂。似乎是在说他已经预感到恋人似那远嫁异域不能生还的王昭君，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了。和姜夔一样此生花开尽，旧情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