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陈子龙的诗风，前后差异极大。早期作品辞采浓郁华丽，尤好拟古乐府。后期由于受国家局势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多感伤时世之作，风格沉郁顿挫，直抒孤愤，沉雄豪放，悲壮苍凉。《秋日杂感》即为其晚期诗风的代表。
作者创作《秋日杂感十首》时，苏、松已沦于敌寇铁蹄之下。吴中进士吴昜起兵抗清，江南各地军民奋勇抗击者亦不在少数。然先后皆为清兵所败。当此形势危难之时，陈子龙也有途穷之感，曾着僧服，改名易姓，辗转吴中，待时抗清。诗人的悲愤情感和爱国情操，在此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两句描写亡国后作者悲苦和沉重的心境。“悲秋”，典出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本就为一个万物凋零、令人生悲的季节，更兼作者此时面对着满日疮痍、民不聊生的华夏大地。无怪于其内心之愤是行吟坐啸了，一个“独”字，可有两方面理解：一是作者概叹自己身世孤独，一是抗清斗争处于最严峻时期，随着遍地烽火被清军一一扑灭，诗人胸中流涌的难觅同道之独。海雾江云，暮色茫茫，更引发了他的万千悲愤。这种悲愤与陈子龙的身世经历切切相关，诗人本为晚明遗老，又曾在南明政权下供职，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南明王朝疾声呼吁，东奔西走。耗费了半生精力和心血，而到头来世事恍惚如南柯一梦，不能不令诗人痛心疾首。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继续抒发诗人亡国之痛。此联用了两处典故。“不信”一句，《文选》张衡《西京赋》及注：“秦穆公梦朝天帝，帝醉，以鹑首之地（今湖北襄阳、安陆一带）赐秦。时有谣云：‘天帝醉，秦暴金误殒石坠’。”李商隐《咸阳》诗亦有：“自是当时天地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后人以“天醉”喻政府混乱。“最怜”一句，典出于仲长统《述志》诗：“寄愁天上，埋忧地下。”陈子龙在此是反用其意。说自己不相信苍天会长久昏醉而让清人一统中国。坚信上天终有清醒之时，明室江山定有复兴之日。最可怜的是大片江山已沦入敌手，没有一个地方可埋葬自己的忧愁。这两句在首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主题，在因清秋、日暮而兴起的悲愁之感中加入了现实性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斗争性和针对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描写了明室臣民的悲惨境况。清兵南下，铁蹄所至，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多少无辜百姓做了刀下冤魂。“荒荒”一句是化用古乐府《十五从军行》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之句意。写民间在清兵蹂躏后满目凄凉，一片荒芜衰败的惨象。“寂寂”句则是借秦亡后东陵侯邵平沦为庶人在长安城外靠种瓜为生的故事概括众多王公大臣幸存者的结局。此联作者从下层黎庶写及上层达贵，正是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所造成的灾难。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则如一声沉重的叹息，表达了作者孤独无助的心境。五湖即太湖。听说清兵已饮马五湖，尽略其地，自己欲与渔夫为伍，驾一叶扁舟浪迹水乡；也不可得了。
在一首短诗中要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此诗中一明显特色即是大量地使用典故。且均能与诗意浑化无迹。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这首五言律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大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
首联借清瑟以写怀。泠泠二十五弦，每一发声，恰似凄风苦雨，绕弦杂沓而来。长夜漫漫，枯坐一室的诗人谛听着这样凄神寒骨的音乐，怎不倍感哀怨呢？瑟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其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古诗中，瑟是一个常见意象。多与别离之悲相联系。如钱起《归雁》“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是说瑟的音乐魅力使雁不胜清怨飞来了。古代别离、行旅、闺怨、边塞诗中，“瑟”与“雁”这两个意象，常常连带着出现。瑟曲中有《归雁操》，脱胎于湘灵鼓瑟之神话，即湘江女神为表达对死于苍梧的丈夫——舜的思念而鼓瑟。朱光潜先生说“写景必显，写情必隐”，这两句托伤情于瑟曲，此为隐；且诗人又用“怨”“哀”二字加以强调、凸显，使之为全篇定调。
颔联以繁笔铺陈，用“孤灯”“楚角”“残月”“章台”等常见意象加以层层渲染，突出“夜思”之苦。上句是写诗人困守寓所，孤灯独坐，又听到苍凉悲切的“楚角”声，可以想见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守城戍卒的思乡之曲极易勾起游子的乡愁。唐诗中，“角”与“雁”这两个意象亦常连带出现。如李涉《晚泊润州闻角》诗云“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连江渚上的大雁都不忍闻此角声而惊飞，可见其声之凄恻！一样的，这一联竭力不提听者感受之如何，而径直以实景烘托——“残月下章台”，写一钩残月挂柳梢，那清幽、昏黄的光在地上筛下班驳的影子。诗人望月怀人，多么渴望能与亲人故旧团聚啊！残月未圆，更增几许凄凉。这一联对仗工稳，用词平易而有余味。“章台”是唐诗之通用意象，原为汉代京城长安街道名，街多柳树，唐时称为“章台柳”，以后章台成了“柳树”的代称。如李商隐《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沈伯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此说未免极端，但也说明隐喻是唐诗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
颈联点题，揭示所思的原因——“故人殊未来”。诗人用“芳草灯云暮”起兴，衬托其守侯之苦。“云暮”，即“迟暮”之意。芳草绿了，又枯了；而故人依然久久未来，可见诗人的失落与怅惘。“芳草”亦是唐诗常见意象，多指代春天，或象征美好的青春等。韦庄诗常用“芳草”喻指美好时光之难永驻。如其《残花》诗云：“江头沉醉泥斜晖，却向花前痛哭归。惆怅一年春又去，碧云芳草两依依。”以碧云、芳草依依衬托美人迟暮，韶华不再。又如《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乌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以江草依旧喻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灯”、“殊”两字形成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内心望穿秋水而不得的失落。
尾联承“故人”一句递进一层，揭出思乡之苦。“殊未来”，长期不知“故人”音讯，凶吉未卜，于是他想到了写家书；可是山长水远，“乡书不可寄”，这就更添几分悲苦。结句以景收绾。“秋雁又南回”，点出时当冷落的清秋节，每每看那结伴南飞的大雁，诗人内心就不禁情潮翻涌，秋思百结。着一“又”字，说明这样郁郁寡欢的日子，他灯过了多年，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也无可奈何；这就将悲情推到了一个高潮。这两句意境，与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一样，空灵幽邈，含情无际。
全诗擅用音乐造境，以景象寓情，前两联着意蓄势，曲尽其妙；后两联一吐衷肠，酣畅淋漓。俞陛云说此诗之佳处在“前半在神韵悠长，后半在笔势老健”，实为肯綮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