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这首词大约是作者北宋首都汴京留别友人之作。全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开篇写作者满斟绿色的美酒,劝友人暂留,且不要匆匆归去。继而,词中又写作者纵酒高歌,劝友人钧,切切絮絮倾诉离情。这里,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这里写“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语短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