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马致远在《哨遍》套数中说：“有一片冻不死衣，有一口饿不死食，贫无烦恼知闲贵。譬如风浪乘舟去，争似田园拂袖归。”又在《四块玉·叹世》中写道：“佐国心，孥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可见元代归田隐居的文人，生活条件未必优裕，得免饥馁已属满足。而贯云石《水仙子·田家》四首，一首写到“布袍草履耐风寒，茅舍疏篱三两间”，另一首却说是“田翁无梦到长安，婢织奴耕仅我闲”。看来元散曲铺张归隐后“田家乐”的种种富足，既是出于愤世嫉俗的需要，也不无画饼充饥的理想意味。本曲自然也不能免俗。

　　作品的序络十分明晰。从“江山如画”的大背景叙出住所，再写住所中成员的日常劳作，“耕稼”引出“桑麻”，“鱼虾”引出“渔织”——列叙生活的家常。有奴有婢，丰衣足食，符合“闲适”题材散曲的模式。独具一格的是下半的结尾。“三国鼎分牛继马”是豪辣老到的俊语。在一连串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中，忽来此奇兀一句，顿生倔强之文气，既展现了主人的避世身份，也使隐藏在隐居生活背后的感慨牢骚之情跃然跳出。于闲适的表象下不时伺机喷发出愤世的岩浆，是元散曲这类隐世题材作品常用的模式，有力地证明了它们其实是“叹世”、“警世”之作的一种变相。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首段”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意指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而归田，梁鸿入会稽而隐耕，讲述了陶渊明和梁鸿归隐田园的事迹，为下文作捕垫。

　　次段“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意指您的事迹完全可与高士传中的古人相比。含有结交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接着“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特指朝廷突降下紫泥天书，征召杨征君前往报效朝庭。您却在丹塑中云卧不起。

　　最后“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意指不知您这位杨伯起式的人物，何时才能入关西。

　　此诗前四句以隐士陶潜和梁鸿相比，点出隐士身份，后四句言被召。末以关西孔子杨伯起相比，切其姓与被征。离别之际，友情无暇，以口号赠杨征君，以表达李白倾慕高士轻世肆志的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