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首先是盘旋层折的诗歌结构，诗写幽愤之思，但起笔四句却先勾勒了一派清澄之景。然后，“久晦”、“旅馆”两句逆笔补出身在谪宦羁旅的处境，时逢久雨阴霾的黄梅，心境正如陷溺于霭霖之中，久已林林沉沉的了。于是可见起处所写偶一眺临所见的清景之中，实隐含有诗人企图摆脱烦闷的企望。清景使诗人神思为之一爽，但是潜在的幽愤是如此的难以解脱。
为清景引动，诗人漫步郊垌，其本意当是希望进一步让大自然澄明的灏气，为他澡雪精神，但是一路行来，见到淫雨之前泽畔方生方长的兰草，已经繁茂而向老；而当时仅是一望绿叶的池塘中，荷花也初绽红红白白的朵营。这美景在他人或会感到悦目赏心，但对诗人却适足以勾动其幽愤的潜意识，于是顿生春夏叠代之感，更由“物”移而触发“人”老之叹，于是潜在的幽愤转为强烈的悲歌。药饵，“药”当作“乐”，反用《老子》“乐与饵，过客止”之语，当时的声歌食饮，尽属虚妄；而真实的唯有那倏焉而来的老病而已。
那末人生应当怎样才对呢？只有乘即将而来的秋水，归隐家乡，这种真正的赏心乐事，恐只有二三知己才能领会吧。那末这赏心乐事的内含究竟为何呢？“秋水”用《庄子·秋水》事，《秋水》篇主旨在于“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原来泯去物我，是非的界限，忘掉一切的是非得失，甚至忘掉自己的天赋禀受，皈依自然，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谢客是否真能忘情，得从此诗的意脉看，这只是一种企望强自从幽愤中挣脱的高言快论；从他的行事看，虽然几度归隐，但却未能如陶潜那样在自然中终其天年，终于在四十九岁时，吟唱着“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眠”的感愤之句，被砍下了脑袋。
企图借游程中的自然清景以排解幽愤，而解不去，吟还愁，反将幽愤潜注于景物之中，这种反复曲折的情思，即使谢客的幽愤表现得看似清逸，实则更为深重；又使他诗作的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多层次，奇景迭出，转转入深，确实到了“一重一掩皆肺腑”的境地，而他更善于营构，通过顿柬、离合，顺逆的安排使诸多的景物移步换形圆融一体。而情思一以贯之。如此诗起首之“时竞”（春尽），中腰之“朱明移”，篇末之“秋水”，思绪依节候的顺次，虚实相同地展开，却以“久痞”一联，“戚戚一一联作顿束收放，依其感情的变化，出现一幅幅不同色调的画面，达到情景理交融的境地。王夫之《薹斋诗话》评谢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天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此评正道出了谢诗以幽愤的情思为内含，运调景物，曲屈以达其意的特点，这与陶潜诗结构之如行云流水大异其趣。
与结构相应，此诗的意象也与陶诗异趣。陶诗语言天成，所构成的诗歌意象较单纯而韵味醇厚，而谢诗则“造语极奇险深曲，却皆稳老而不伤巧。一，其意象层次多隽秀耐咀。试以与此诗前四句景物相近的陶潜《杂诗》二之前四句作一比较，陶诗云：“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这四句每句五字都是一个层次，且三、四承一、二，很自然地勾勒出一个银辉满空，启人远思的景象。谢诗则不然：“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同样每句五字：而前二句每句是两个层次：时竟、夕澄霁；云归，月西驰。以下三句“含余清”承一句“夕澄霁”；四句“隐半规”则承二句“日西驰”，又分别拈入了密林，远峰二物，组成了新的景象。前两句从大背景落墨，富于动态美，后二句更从细部勾勒，近处是密林余清，较远处是青山落日，则与一、二句共同构成三个大层次的画面搭配，而“密林”之与“余清”，“远峰”之与“半规”本身又有各自的层次，再缀以一个“含”字，一个“隐”字，遂在季节交替，晴雨变化，昼夜叠代的动景中酿蘖出一种清澄恬美的静景来。这层迭的景象正体现了诗人由“林垫”中苏生的复杂心境。
与观察的细密，锤词的精严，选景的密致相应，谢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使用语典的工巧。“泽兰披径路”以下四句分用楚辞“皋兰披径兮斯路渐”；“芙蓉始发，杂芰荷兮”；“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朱明承夜兮时不见淹”四语，不仅与即目之景相切相符，而且隐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意，透出归隐之想，以下更用《庄子》“秋水”之典，既承“朱明”而预示归期，更如前所析表示要从伤感中超脱达到忘我之精神升华。数典连用，一气呵成，含义深长，遂使诗歌意象于精致之外更显出一种典雅的美来。所谓“奇险深曲”，而“稳老不伤巧”，于兹可见一斑。
这首诗开篇点题，将时间限定在“重五”（五月初五），将地点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更何况，石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盛开了呢！此情此景，怎一个“好”字了得！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今天终于暂时放下了满腹的忧愤，融入了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瞧，他先吃了两角的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枝。然后又按照依旧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到了晚上，他忙完这些事情，含着微笑喝起酒来了。
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
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只能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欢乐中暗藏着多少伤感，在闲适中流露出多少无奈啊！
这首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那榴花繁多的山村风光，那江南端午的风俗习惯，那字里行间的闲适惬意，浮现在我们眼前，感受在我们胸间。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