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作品,有人认为是诗,有人认为是词(词牌名为“章台柳”)。在《全唐诗》中,卷二四五中收录此作,定为诗,题为“寄柳氏”;卷八九〇又收录此作,定作词,题为“章台柳·寄柳氏”。下面是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哲伦等人对此篇的赏析。
“章台”,本是战国时所建宫殿,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在今长安县故城西南隅。这里借指长安。“章台柳”,即暗喻长安柳氏。但因柳氏本娼女,故后人遂将章台街喻指娼家聚居之所。两个叠句用于寻觅加强呼唤之急切,韵味深长,表达作者日思夜想的怀恋之情。“颜色青青”,喻柳氏昔日之青春妙龄,丰容艳丽。“今在否”,谓是否安全健在,暗言社会动乱,邪恶猖獗,柳氏单身独处,其安全令人担忧,以疑问声口,则其忧虑担心之情可见。“长条似旧垂”,喻柳氏袅袅婷婷的身段和体态仍不减当年,与上文“颜色青青”相呼应。“在折他人手”,暗指柳氏值此兵荒马乱之秋,恐己为他人所劫夺占有,是“今在否”的进一步推测。前句见怀想之切,后句见忧虑之深,两句以“纵使”“也应”开合进退,将其希望与失望,侥幸与不幸,揣测与担忧等复杂的矛盾心情写得传神活现。
全篇语意双关,表面上是写柳树,实际上是对柳氏的问候,问候了两件诗人最关切的事:是否还在人世?是否已经嫁人?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该诗是一首描述界围岩的风光的诗,全诗突出了界围岩的瀑布风光。其景象气象万千,奇丽无比,想象丰富,感情直抒胸臆。
首先是开头四句,简单勾勒出界围岩的地理特征。“界围汇湘曲"凸显出湘江在这里盘旋不止,”青壁环澄流“则表明了碧水环绕青崖的美景。而后以“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重点点出瀑布下注连绵不断,波澜壮阔的特点。
接着则是描写瀑布的飞流之声,”韵磬叩凝碧,锵锵彻岩幽“两句声色俱备,水流声像磬玉相叩在碧潭,其锵锵的清脆之声响彻幽岩,清脆悦耳。斟酌该句,可见字词贴切。如“碧”而谓之“凝”,“凝碧”又冠以“叩”,而叩击碧玉般青石之声乃为“磬”音,此磬之“韵”清远激越,这是多种力量的聚合,其中又极力突出了个“叩”字,从而令人于听觉感受中去领略那瀑布与岩石撞击发出的音响。”丹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则是描写红色的云霞如冠帽戴在山顶,令人想飞上青天,凌虚游历。
以上八句之景物描写实为佳句,却同时也为铺垫也,目的正是为了引出下方的诗句,以求得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
“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许多名家正是将目光投向此句,这四句“骨力傲岸,撑柱全篇”,”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句正是将水帘比做玉皇的天冕前挂下来的流苏,“体物极工”。又以简单的一句”鬼工谅难求“来凸显出其景物的难以细述的美妙,其比喻贴切,简洁且形象。仔细想来,作者在此之前已作了若干铺垫,先写水帘之整体形貌,继写其成帘罗注之状,次写其叩石如磬般的声响,终写水帘上方云霞环绕之景观,而后才以“忽如”二字,于灵光一闪间将之与玉皇所戴冠冕前下垂的玉串联系起来,惊警动人,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惊句过后,则是发散想象,思及自身,有感而发。”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诗人联系了自己的遭遇,遥想当年像楚臣屈原一样被放逐到南方,曾有意要学仙成道。如今诗人却和屈子不可相提并论,如今即将是要回到北方去,皇上的诏书解除了羁绊和拘囚。因此诗人对采真求仙的眷恋,被以身为国的理想抱负所代替。于是以略带怅然的一句”再来寄幽梦,遗贮催行舟“来描写自身。即将返回长安,只好以幽幽的梦境相寄托,行舟既然催促,便唯有乘舟远去。该句虽是带有离别的伤感色彩,然联系诗人背景和句末的语气,仍可清晰看出,诗人大部分心情依旧是愉悦的。
此外,诗人在选词设色上颇费经营,如“青壁"、“澄流”、“粲成帘”、“彻岩幽”、“凝碧”、“丹霞”,可以说是五色杂陈,而读来不觉繁乱,盖因其整体色调倾向于清寒一路,由此形成了气氛肃穆、境界幽寂的诗境。迸一步看,全诗避免偶句,以单句直行,从而产生一种劲气直达的力感。孙月峰评论说:“写景如谢,然多用单语,觉骨力更胜。“(《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二)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词的上片写雨中游西湖所见。起首写西湖概貌。碧波连天,翠浪翻腾,气吞平野,虽然用字不多,却写得极有气势。二三句写雨中游。杜甫《洗兵马》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处用其前句,言雨从天降犹如有人力挽天河之水使之落入西湖,在卧龙山下形成一片明镜,而游人的影子则从“镜”中倒映出来。作者不说来游西湖,而说不知何人在卧龙山下照影,既点出了出游地点,又不粘皮带骨,可以说是空灵慰藉。以上三句,一句写湖,一句写雨,一句写游,“三山雨中游西湖”之意已全部写出,下边则围绕这一中心,渲染铺叙。“烟雨”三句化用苏轼咏杭州西湖诗意吟咏福州西湖之美。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此处化用苏诗,言游福州西湖在烟雨迷茫中最相宜,因为那空濛如画的景色会给游人以飘然欲仙的感受;然而晴天来游则更好,因为那会使你心情开朗,看得更真切,显得更美。但是,西湖的美又是朴素的,约略是西施未嫁,待字闺中,需要加以打扮,也就是说要使西湖更美,还需要加以开发,还有待于“细把江山图画”,从而引出以下四句词来。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中的孤山,言其像瞿塘峡之滟滪堆,偃卧在千顷湖光之中,扁舟过此,极为凶险。据《淳熙三山志》说,赵汝愚帅福建,曾上书请疏浚西湖旧迹,匆匆兴役,议者以费多利少为疑,作者以“中有句,浩难写”,说明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不清楚,对怀疑疏浚西湖的议论表示了谨慎的异议。这样写,既照应了“有怀丞相经始”的词题,又丰富了“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具体含义,表明他要继赵汝愚之后,把西湖建设的更美丽的意向,内涵深厚。
词的下片写雨中游湖所感。起句以福州西湖文人社集比作杭州文士的西湖诗社,用“例入”二字表示西湖诗社在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写出西湖同文人的密切关系。赵汝愚两次知福州,所以二三句化用杜牧《叹花》诗意,言当他“重来”福州时,上次亲手种植的树木,如今已绿树成荫,再次表达他对丞相“经始”功业的肯定与赞许。“陌上”三句写昔日福州西湖的繁华。言远在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在此立国,在西湖中修建了“十里水晶台榭”,架起复道,“时携后庭游宴,不出庄陌,乃由子城复道跨罗城而下,不数十步至其所。”作者借陌上游人之口夸之,暗示出他对福州西湖旧日繁华的倾慕之意。结尾四句写其今昔变迁。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的今昔对比。“堂上燕,又长夏。”二句,承上句“鱼鸟”做进一步发挥,言只有堂上的燕子,在长夏时节,又重来此,不知它是否还能寻到昔日的故居。总之是说,今日的福州西湖,皆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