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
前两句说明自己本意并不想弃世，是积极想融入这个社会的，但却被无情的社会抛弃。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味。
第三、四两句叙说了自己一旦放下世俗，获得自由，天宽地阔无人能管制，很有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第五、六句用典，借燕人蔡泽早年不得志，但仍不放弃，最终大器晚成的故事来勉励自己。
第七、八句运用哲学思想，说明不惊动猎物的猎人才是好猎人，一个好的樵夫不会随意毁坏乔木。
最后两句说出归隐乡间呼朋唤友，与志同道合者聚集一起也是一种乐趣。
名家认为“潦倒”一词用在李白身上是恰当的，而《送蔡山人》这诗正是李白在其仕途路上所遭遇的不幸的写照。李白金门传诏，但是在担任供奉翰林后，他与李林甫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他深深憎恶“群沙秽明珠，众草凌芳孤”的黑暗现实，对横行跋扈的权贵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强烈愤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子，“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 他决心披肝沥胆，直谏天子，横批逆鳞。提出十条勤政务本的建议，李隆基不悦，李白被“出宫思过”。他悲愤彷徨，过分高估天子的爱才之心，低估奸臣的诽谤中伤。这条理想道路竟然如此泥泞难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之一）。结构的巨大跳跃，突兀奇来、不可端倪的诗句间激荡着李白矛盾的内心，他靠诗歌排解郁结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日渐消极，“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怀着无限惆怅失落和郁闷难抑的苦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的等待，天宝三年春，李白傲然请辞离开长安！“赐金放返”后的李白，悲愤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借酒消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永王再三恭请下，李白从军李璘幕府。他以为自己从此走上从军报国之路，踌躇满志地为李璘出谋划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以至于后来他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句诗便是描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即“尔时情景虽复潦倒”。
回到《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对世俗的看法，认为自己主观还是积极的，而消极的世道容不下李白本身。李白出长安，游走四方，一句无倪舟，一句纵远舵，道出了游走四方的迷茫，天下之大，何处是我李白的容身之所？燕客期跃马这句笔锋这转，又回到了我本不弃世，这哪是我李白不想干一番事业，我也想像蔡泽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怕我的年纪也像蔡泽一样不在年轻。唐生安敢讥又承接了前句世人自弃我，那些笑我，嘲我，讥我，讽我的人安能如此？为什么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自己现在的默默无闻，并不是自己的才能问题，而自己只是一个高明的猎手或是好的樵夫那样，不惊动自己的猎物，不毁损乔木罢了。一时的失意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可以回到乡间与朋友到处游玩，等待着时机。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所以他只能引蔡泽这样的暮年英雄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与山间的松月为友，自然而然地暗示当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他人对其如此奉承殷勤，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期跃马，勿惊龙，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