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是一首纪游怀古词。“临洺驿”在今河北省永年县,离邯郸市很近,是“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燕赵之地。上阕写登览所见。首二句当是傍晚斜日下远眺太行山的情景一峰峦攒聚。峰如髻,在晴日光照下清晰入目,这是凝视的感觉。当视线扫射呈散点横延时只觉山势起伏蜿蜒,游移如蝌蚪。几句粗笔点画,境界阔大而苍凉。动静相合,以动写静。词一起首就出气势,正好向怀古之情过渡。“稗花”二句是近看,视线下沉。稗花指杂草,望中犹若一层厚霜铺在地面。“盈亩”,意思是一片片有广度感;“一寸”是泛言厚度。田野本应是庄稼物,而今却是“稗花”一片,秋色原应呈绚烂状,可现在灰白迷蒙眼帘映入的是如此单调的色彩。这是写眼前景,但此景呈现的是萧瑟悲凉之感,同时勾出的也是心中情远山雄峙,绵延成势,乃自然之景,山河依然,并不随沧桑剧变而减其势;田亩破败稗花遍地是社会之貌,山河易主,一切都没有从战乱中苏复。
下阕写登临怀古,只用二句略透心绪。“堪回首”三字,当作反诘语气读,即不堪回首。细味又并非历史岁月的不堪回首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令人觉得不堪回首。两句表达的是一种失落惆怅的情怀。“悲风吼”三句则紧扣北地霜风,因其风向南故云“黄叶中原走”。这“吼”既是西风怒吼,更是词人心里的悲吼。作者把千头万绪、百折千绕的郁闷、慨叹、愤怨、怅惘、困惑、迷茫等等全都裹进了这一“吼”中。结句“黄叶中原走”所构成的境界更是呈现出大地茫茫、寥阔迷离、一切都在黄叶乱舞随风旋走的色调中。这是景色,也是心态。词人的怀古,似已通感于自然一时“狂飙为我从天落”,令结拍极具神韵。
从全词来看,上阕全着墨于写现实之景,下阕首句写过去之景,结句写现实之景,一古一今。以过去来映衬现实,加强了词的苍凉深沉感,体现了陈维崧词的豪放特色。全词以写景为主,但抒情渗透于写景中,具有十分强烈的抒情性。词中未提到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也没有明言任何具体的历史鉴戒。内容相当含混,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想像的空间。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