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公
比较自负,问题刁钻。如「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稍微不慎则颜面尽失,想是袁公并非真正想知道是谁学了谁,而是有意为难陈元方。
元方
机智应变。如「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如此巧妙回答,既照顾了对方的尊严,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不损人也不损己,想袁公听了,定会暗暗点头称奇。
惜春和怜花的情感中,不仅仅是对自然美的珍惜,而且包含着一种自怜、对人生短促的叹惜、对生命不能圆满的茫然。也就是所谓的写景以自况,借花以自怜。《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怜花、葬花最明显也最强烈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这首诗直露惜花之情,并借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前两句写象征邪恶力量的横雨狂风侵袭着象征美好事物的花;后两句写呼唤青帝为落花做主,莫让风雨欺凌花,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诗写得含蓄而深情。
唐代的孟浩然曾写过一首有名的“惜花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在春眠中被欢快的鸟啼惊醒,想来当时还并未完全从梦中清醒,却唯独想起了昨夜的风雨和遭风雨的花。怜花之情写得很是生动。而这首朱淑真的诗,惜花之情却写得更是直露。
起首两句,展开的似乎是一种搏斗的场面,一方面是正在开的弱花,另一方则是满怀妒意的横雨狂风,作者用“正”和“便”两个字突出了其间时间的紧迫,有搏击的紧张感。“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花开正好,风雨何急,但是在作者眼里,横雨狂风夹着妒意向落花袭来时,已经成为人间暴虐力量的化身,而那正当新鲜、美好而又娇嫩的花枝则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作者眼中不仅仅只有落花,还有落花般不幸的人生、世事:人之无力掌握捉弄人的命运,而人间暴虐的力量往往占上风。这两句实际上是对人世生活的一种概括。
诗人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和苦难重重的人生,只能从内心发出呼唤:“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在乞求司春之神保护花儿,不要落下地成为尘埃的心情中,实际上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这种呼唤有点类似于晚清诗人龚自珍写“我劝天公重抖擞”时的浪漫精神。整首诗的情花之情,并非是对自然景物的感慨,而是对人生的感溉,诗表达的主要是一种哲理,以落花来写人世的风雨沧桑,以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
将这首诗与孟浩然的那首诗作以比较,孟诗的意象和情感更自然,更生动,形象和意念结合得更紧密,更饱满,而这首诗则理大于象,理大于情,如果说孟诗更合于林黛玉所说的:“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里就到那里”,那么朱淑贞的诗则是为理而作的诗。这也是唐诗与宋诗的基本区别。
这首词上片写词人寓居的环境,表现词人归隐生活的冷清寂寞。下片高情于景,词人对生长在寂寞环境中的桃杏发出深沉的慨叹,寄托着自己内心的惆怅与不平。
词的上片写到寓居的环境有宽敞的庭院。洁净的小路,盘旋的溪水,呈现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村野生活情景。“百亩中庭半是苔”,百亩大的庭院有一半是青苔,说明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来了,也表明主人公心情不好无暇打扫干净,烦事扰身,从侧面表现出由以前的门庭若市变成现在的无人问津,门庭冷落,显出几许苍凉和寂寞,营造了一种凄凉氛围。“门前白道水萦回”,门外沙子铺满了整条路,还有婉转的小溪流。如此优美、清闲的环境,本能吸引很多人来访,但是并没有人来,可惜了如此美景无人观。“爱闲能有几人来”,喜欢悠闲,有空来的人有几个。这是从正面描写凄清的场面,不禁让人感到惋惜,也从侧面说明主人公希望能有一两个知音懂得他此时的心情,希望他们能和自己分享这美景,可惜就是没有知音。
下片首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春天到了,院子里曲折的回廊非常安静,山上的桃花开了,溪边的杏树,三三两两地种在一起。春天这里本该非常热闹,但现在如此寂静,桃花和杏树都无人观,孤独地伫立在春天里。此句从侧面突显出这里的寂静和苍寥,衬托出环境的落败。“为谁零落为谁开”,山里的桃花已经开放了,不知道它们是为谁开放,为谁凋零。再美又有什么用,哪里会有人来这里欣赏呢。这小园风情景物,寓意颇深。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其中酸苦,用“为谁零落为谁开”之问也十分贴切吗。这里词人以桃花自喻,表达自己也像它一样孤独,没有人问起,落寞之情溢于言表,反映环境的零落荒寂,令人唏嘘。这首词以问句结束,启迪读者思考词外之意,深化了词的内涵,扩大了词的表现空间。
这首词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了王安石晚年在山中的生活,是如此的孤独寂寞,虽然身处美景之中,却是孤身一人,没有知音。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用写景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寓情于景,对山中的美景颇为喜爱。总的来说,《浣溪沙》反映了王安石晚年的生活情趣,表达出他晚年“人走茶凉”的寂寞之情,此情颇为深沉、悲凉。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